“文攻武卫”是一个文革时期的专用名词，也是一个口号，口号的提出是为了规范革命的行为方式。其含义是，在向对方进攻时只能用文的，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在防卫时可以动武。这个口号从字面上看是呼唤“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是为“武斗合理化”留下了伏笔。换句话说，只要为武斗找一个“自卫”的借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武斗。我想可能正是这种对动武的默认，才会在文革时掀起“武斗”的高潮吧。
我的家乡是山区，也没有出现什么全国闻名的大造反派，所以武斗的程度不是很激烈。由于当时我年纪还小，在我们县的武斗中究竟有没有死人，我也不清楚。但是在我县的两大派的群众性的武斗中使用了真刀真枪，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一队人马从西门城外浩浩荡荡冲进城来，队伍中的人全都手拿各种武器，从原始的棍棒，大刀长矛，到比较现代化的步枪机关枪都有。一个挽着袖子年轻女人边走边高呼口号：
“打倒反动权威夏国祥！”
“打到饭动权威张子华！”
“打倒反动分子乔典运！”
到了中午，这派的人马已经占领了全县，并且实行了戒严，城内各街口全部有手执武器的造反派站岗，据说在城门口还架起了机关枪。
听大人们说，占领县城的是“革联会”，被赶出城的是“红代会”，“红代会”又被称为“保皇派”，那是当时我县的两大派。
据说在文革之初是没有两派之分的，都是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造反派，“破四旧，立新功”。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造反派对怎样进一步开展革命发生了分歧。比如说，有的造反派认为凡是单位的一把手都应该被打倒，但是有的造反派认为只有不好的一把手才应该被打倒，好的一把手不应该被打倒。再具体到谁是好领导，谁是坏领导就更加难以统一了。类似问题多了，慢慢地就形成了两大派。
两派形成之初，还局限在本单位之内，所以基本上还是以文斗为主，以“四大”的方式进行，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后来，不同单位的两派演变成了全县范围内的两大派，双方的斗争也就变得更加不讲情面，更加激烈了，最后就演变成了两大派之间的武斗。在一个失去衡量是非标准和失去了评判是非公平机构的年代，在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枪竿子里面出真理”就成了一个非常必然的结果。
如果哪天没事，我们全家躲在家中，可能也不会感觉到武斗的可怕，偏偏到了中午，妹妹突然发烧了。爸爸妈妈立刻抱起妹妹就往医院去，可是出去不一会就被挡了回来。造反派不准任何人通过，理由是“怕爸爸妈妈穿过封锁线给另一派通风报信。”
爸爸妈妈只好用冷水替妹妹进行物理降温，但毫无效果。眼见妹妹的病越来越严重，全家人焦急万分，担心不及时治疗万一转变成肺炎就有生命危险。正在这时爸爸想出了一个秘密穿过封锁线的办法，说从朋友家前门进去，后门出去就可以通过某条小巷子转到医院去。妈妈起先还担心医院关门，不愿意让爸爸去冒险，后来眼见着妹妹高烧越来越严重，只好让爸爸抱着妹妹冒险去闯一闯了。于是，爸爸带上妹妹再次冲出了家门。
妈妈和我们在家无助地等待着他们的归来。盼他们快一点回来，又希望他们迟一点回来。太快回来，一定意味着失败，太迟回来又担心他们的安全。最怕的是在穿过封锁线时被诬为另一派的奸细抓起来，或者在两派的武斗中被误伤。
我们一声不响地等待着，心里默默估算此刻该走到了哪里，估算着一切顺利几点钟可以回到家中。街道上不时传来人群跑过的脚步声和呼喊声，好像是造反派在调兵遣将攻打什么据点。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门突然被撞开，爸爸满头大汗地抱着妹妹回到了家中。妈妈连忙接过妹妹，问有没有看了医生。爸爸兴奋地说，
“看了，看了，已经打了退烧针，还配了药，应该没问题了。”
“我一直担心医院里医生不在。”妈妈边观察妹妹，边说。
“医生都在，造反派不准医生回家，许多被打伤的人在医院里抢救。”
“今天好险，差一点被炸到。”
“怎么回事？”
“我刚走出巷子上了大街，就见一个炸弹仍了过来，吓得我们又退回巷子。等了半天也没有听到爆炸声。我慢慢伸出头去一看，发现刚才扔过来的炸弹刚好掉在一个破纸箱上没有碎。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土造燃烧弹，这个土造燃烧弹是一个小酒瓶，里面估计装的是酒精或汽油，瓶口装了引火线。点上后扔出去，瓶子掉在地上一碎，里面的燃料就被引火线点着了。”
我悄悄地看了看妹妹，发现她的脸已经不像出去前那么通红，呼吸也平稳了，此刻正安详地睡着。我们全家终于放心了，街上的武斗怎样，哪一派战胜了哪一派已经对我们不再重要。
到了晚上，听到城门口传来了激烈的机关枪声，然后又听到大批的人群跑向城门，还伴随着“红代会被赶出城了，我们胜利啦！”的呼喊声。
一连几天，城里都是很紧张，后来大街上的戒严没有了，但城门口还是有造反派把守。据说被赶出城的“红代会”曾组织农民进行过几次攻城，但由于缺少足够的重型武器，一直没有能打进来。而且双方的交战离城市越来越远，我们曾和大人们一起到城墙上去观看远郊的战事，但是只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没有看到人。我这才知道大人和小孩一样，也是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喜欢看别人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