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口号声中，我们家的情况可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一点连不懂事的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感觉到了。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爸爸的工资是55元，妈妈的工资是45元，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刚好一百元。这个工资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当时青年工人夫妇的工资标准是，学徒第一年13元，第二年15元，第三年18元，第四年27元，第五年32元。32元是二级工的工资，但到了这一级，在文革期间工资就不再往上涨了。而我的爸爸妈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一百元，到了文革结束时，两人的工资还是一百元，整整十年期间，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增加过。
　　
　　不错，十年文革工资没有涨，物价也没有涨。当然严格来说，物价还是有上涨，不过只是一部分物价上涨，对于城市居民凭票购买的东西，是一点也没有涨。比如买米要粮票，凭粮票到粮店里购买大米一斤是一毛四分钱，没有粮票到市场上去购买是市场价，最贵一斤达到四毛钱以上，差别还是不小。
文革十年，正是我成长发育的时候，夸张一点说，我们这个家庭所需要的饭量几乎每天都在增长。
　　
　　所以我听得最多的是父母关于钱不够用的抱怨：“以前一丈布可以给两个孩子各做一件衣服，现在做两件都不够，你让我怎么办？”那时候物品短缺，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从平时生活的必需品，例如大米，面粉，食油，煤球，布匹，棉花，豆腐，肉等，到过年过节的非必需品，例如香烟，酒，糖等。别人家是票不够用，我们家是连这些票都用不完，因为没有钱去买，作废了可惜，只好作个人情送人。
　　
　　妈妈为了用这一百元钱养活全家四口人，每天都记生活支出流水帐，每用一分钱，都记在帐上，不敢乱花一分钱。然而只节流，不开源，又有什么用？总不能让我们停止生长啊。所以只能以保证大家有饭吃为第一需要。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的衣服，后来大了，奶奶老了，没有人做了，便穿胶鞋，一双胶鞋穿三季，夏天放假不上学就打赤脚。冬天脚冻得实在受不了了，爸爸妈妈会挤出几毛钱来买一双毛草鞋给我。那是一种用芦花编织的草鞋，形状像棉鞋一样，鞋里塞些破旧棉花，比穿单薄的球鞋暖和多了。只是有一样不好，不能进水，也不能多行走，否则，一个冬天没有过完，鞋底就烂了。我记得直到1975年我上高二的时候，才第一次穿过一双新的胶底棉鞋。
　　
　　我总是吃不饱。每天吃饭时是不允许自己盛饭的，爸爸统一替我们全家四口人盛饭，每人两小碗，刚刚好盛完预先煮的饭，如果让我自由发挥，就有可能最后盛的人吃不到第二碗饭了。吃菜也不允许自己夹，必须由爸爸妈妈用筷子一一分给我们，尤其是碰上难得吃一次肉，爸爸几乎在切生肉时就要计算好每人可以摊到几块，然后决定每块肉切的大小。
　　
　　我们的口粮由政府统一规定，成年人每月定量是14公斤，小学生是12公斤，中学生因为正在长身体，每月定量16公斤。这些口粮，可以凭购粮证到指定的粮店里去购买。如果这个月没有买完，可以领粮票。如果不够吃，就要自己到市场上去买黑市粮。由于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吃肉，烧菜的食油也很少。食油不论大人小孩，都是每月每人零点二公斤。所以我们家额定口粮根本不够吃，每月都必须花许多钱去购买黑市大米，才能勉强维持全家半饱的状态。
　　
　　市场上也有黑市食油，但是一般城市平民不怎么买，都是去买点肥猪肉来熬油，或者专门去买猪板油回家熬猪油，油渣还可以做菜。所以那时候，如果万一让我们去买猪肉，爸爸妈妈一定会在我们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一定要买肥肉！”
　　
　　那时候老百姓也不都是像我家这么穷，比如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只生一个孩子，同样的工资就能生活得比较富裕。
　　
　　但是，我们家的情况还远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当时学校的学费虽然不贵，每学期只需要几块钱，而且贫穷人家还可以申请减免。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标准是家庭人均工资在七元以下。我们家四口人，有一百元的工资，所以达不到减免标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学费都是每个月交一块钱，交完了差不多就放假了。虽然一个月才交一块钱，但因为我家有两个人上学，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我不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十几岁以后，就经常去河道里钓鱼摸虾，抓田鸡，挖野菜，来充实和补充家庭食物的不足，，品尝过以番薯当饭，和将番薯掺在饭里充饥的滋味。
　　
　　看看现在电视上整天播放怎样让孩子增加食欲的广告，我也常为自己的孩子吃饭不香而大伤脑筋，再想想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的情形，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