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少年时代也有快乐有趣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半夜里起来抢鞭炮。
　　
　　现在许多城市已经禁放鞭炮了，我们小时候却是从来没有禁放鞭炮的。只是那时候的人们普遍比较穷，就算政府不禁放，放的人也不多。比如说，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年的时候，爸爸才会买几分钱的小鞭炮给我们放一放，那种二起脚的大鞭炮是从来没有买过。不过我们却放过不少大小鞭炮，而且都不要钱，因为是抢来的。
　　
　　那是文革期间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以后的事。那个时候经常有最高指示要发表，一旦从北京传来了最高指示，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敲锣打鼓地到县革命委员会去报喜和表决心。由于我家距离县城很近，所以经常在半夜被敲锣打鼓的喧闹声惊醒。
　　
　　在夜深人静之时，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接着还传来口号声和游行队伍通过的脚步声。我们闻声而起，破门而出，追随着游行队伍而去。到了县委门口，游行队伍停下，继续敲锣打鼓喊口号。不一会儿，县委大门敞开，走出一队解放军战士，列队站好，随着队长的口号，向来报喜的队伍集体敬礼。这时，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的领队走出来，与解放军队长握手。与此同时，两个人将写好的大红喜报，抬到前面，报喜的领队，将大红喜报高声朗读一遍。喜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欢庆某某最高指示发表，二是表示坚决服从最高指示的决心。然后两位解放军战士出列，将喜报接过去。
　　
　　这个时候，报喜的队伍就开始放鞭炮，敲锣打鼓，解放军战士回以热烈的鼓掌。为了创造那种高潮的气氛，报喜队伍往往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带来的鞭炮全部放完。因为一支报喜的队伍念完了喜报就必须离开，后面还有许多报喜的队伍等着报喜。所以自己来不及放，就会要求围观的人群帮助一起放。起先大概是主动请人放的多，后来，围观的人群知道了，就变为主动要求放，发展到后来就抢着放了。我们虽然小，一样可以跟大人抢鞭炮放。等到报喜的队伍全部离去后，县委门前的地上会凭空多出一层红色的鞭炮屑，从中还能找到许多没有点燃过的小鞭炮。我们会找出来，带回家留着随后慢慢放着玩。
　　
　　由于报喜的队伍多，基本上要折腾到后半夜才能安静下来。不过第二天一早又会开始另一种热闹，那就是人人学习背诵最高指示。所谓“忠不忠，看行动”，如果你想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并能背诵最高指示。
　　
　　许多最高指示，基本上都是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在报喜的时候，每一支队伍都必须将最高指示的全文念一遍。所以我们在观看报喜的时候，等于在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最高指示，等到第二天起来，已经能倒背如流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位邻居大叔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拼命朗读前一晚发表的最高指示，却总也背不下来。就取笑他说，“这么容易的东西怎么都背不下来？”他不服气，让我背。我拿过来假装看了一遍，就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让他吃惊得以为遇到了天才。从此以后我便在街坊邻居中赢得了“过目不忘，聪明孩子”的美誉。他还为我的聪明找到了两个根据：一是因为我的母亲是老师；二是我的前额比一般人宽。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最高指示都是每天晚上八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来的。报喜的人们，必须首先将最高指示一字不错地记录下来，然后用毛笔在大红纸上写出喜报，然后组织单位的人集体步行到县委门口去报喜。由于每个单位的组织能力有高低，单位距离有远近，所以就形成了报喜有先后的情形。
　　
　　那是个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年代，做什么事，都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激烈的报喜竞争——看看哪家单位能第一个赶到县委门前去报喜。为此，许多单位都提前做好了准备，组织一批人，事先在单位里等着，只等新闻联播中的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刻行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县委去报喜。
　　
　　然而，并不是每天晚上都有最高指示发表，你总不能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守候吧。往往就在你终于懈怠的时候，最高指示突然就来了。后来人们就改为重点准备，就是只在“听说”有最高指示发表的夜晚守候。再后来，人们实在经受不起这种折腾，终于不再在半夜里报喜了，我的抢鞭炮的快乐生涯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