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当我们听到林彪副主席居然要通过武装起义来谋杀毛主席时，简直惊呆了。更加不可理解的是，林彪已经被指定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而且以书面形式写进了党章，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对此，在传达时好像有专门的说明，说林彪担心活不到毛主席的年龄，那样就无法将政权接过来再传给林彪的儿子，所以才“枪班夺权”。
　　
　　对于刘少奇副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文革中被打倒，我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小，对刘少奇副主席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学校和社会告诉我们要打倒他，我们便认定他肯定是坏人。可是当林彪副主席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感到了震惊，因为我们是在对林彪副主席的一片歌颂声中长大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手拿毛主席语录紧跟毛主席的是林彪，每天报纸上出现毛主席的时候，紧靠在毛主席身边的是林彪，就连喊口号是也是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现在突然告诉我们说：
　　
　　“林副主席是我们的敌人。”这对十八岁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
　　
　　也就是从那次事件以后，我注意到各种小道消息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有趣的是小道消息到后来往往成为了大道消息。就连我们这些中学生在私下议论时政的也多起来了。在这之前，基本上都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任何人如果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立刻会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和制止，甚至会有人悄悄地报告给学校的老师或领导。林彪事件之后，真的大不一样了，人们对别人的各种议论也都睁只眼闭只眼了。
　　
　　林彪事件之后我们生活最具体的变化是，我们那个县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拆掉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街道上强制每家每户都装上了有线广播，就是那种最简单的纸皮广播，是不要钱的。家里的广播你不想听，可以关掉，但是在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到时候就响，每天早中晚三次，你不想听也不行。我家就住在大队旁边，往往是大队上的高音喇叭的声音远远大于我家里的纸皮喇叭的声音。
　　
　　实际上高音喇叭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生活噪音，尤其是那些上三班倒的工人，更是深受其害。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发出抱怨。谁敢提出拆除的建议，很可能被戴上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但是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就被拆掉了。公开告诉市民拆掉的理由是为了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思潮，反对形式主义。
　　
　　所以我想，文革初期是一个“言论最自由”的时期，因为任何人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发表任何言论，甚至可以自由地采取任何非法的行动，上致国家主席，下致普通老百姓，想批就批，想打就打，想抓就抓，想杀就杀。但是到了林彪事件爆发之前，可以说是到了中国社会言论最不自由的时期，言论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惹麻烦。林彪事件之后，情形开始有了转变，所谓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走向光明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再简单地轻信一切，并且开始敢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同意见。我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周围当官的大人们公开说：
　　
　　“我们现在干脆就不看报了，今天看了是这种说法，明天看了又是另一种说法，我们也搞不清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在当时，连政府和政府掌控的报纸的信誉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国民还能从哪里找到诚信？今天许多人呼唤诚信，其实，诚信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