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1972年我国就与日本回复了邦交正常化，但是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依然不知道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怎样落后的地步。报纸上继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就，基本国策也保持闭关锁国。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普遍下降，民怨在持续上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掀起了忆苦思甜的热潮。 　
　　忆苦思甜最初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是部队上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让那些受苦受难的战士，以现身说法，激励战士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到了老师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时候，除了请解放前的贫苦人“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外，更多强调的是怎样防止“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举的许多例子都是关于一次革命时期“还乡团”向革命政权反攻倒算的事情。有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上面有个恶霸地主的一句台词最有代表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目的在于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一旦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劳动人民就会重新堕入痛苦的深渊。  
　　为了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苦难和黑暗，除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请旧社会的受苦老人来现身说法。那时候，我县因此涌现出了几位知名的“诉苦专业户”，她们被请到不同的学校，机关，企业，驻地部队，甚至居委会等地，去一遍又一遍地作同样的“忆苦思甜报告”。她们基本上都是妇女，其共同点是：“能说会道但不识字，在解放前受过苦，解放前后参加过革命，有表演才能，说到苦处能哭出眼泪，说到甜处能笑出声音，政治觉悟高。”  
　　然而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且请的单位多了，学校一方面不容易请到，另一方面，请过一次就不能再请了。但是忆苦思甜活动却不能搞一次就停，而且不但以学校为单位搞，甚至还以班级为单位稿。这项活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五年级直到上高中，连续几年一直都在搞。这样对诉苦老人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开始还能请到那些能说会到的“诉苦专业户”，后来标准越来越低，只要是郊区的农民老大爷老大娘就行。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去郊区，寻找老农民来我们班里做忆苦思甜报告。许多老农并不愿意说，推说不识字，不会说。我们就做老农的思想工作：“不识字正好，越是不识字，越是说明你苦大仇深，也就越对我们有教育意义，我们现在人人都能上学，多幸福啊。”老农说，“我就没有你们这样会联想，说不出这样一道道的话来。”我们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便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过去的苦日子给我们说几段就行了，你负责诉苦，我们负责思甜。”
　　那位老农在我们的一再邀请下，终于犹豫着来到了学校。不知道是因为他旧社会确实没有受过怎样的苦，还是有苦说不出，还是我们已经听了太多的忆苦报告，总觉得老农说得不过瘾。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老农说的已经够苦了，但是由于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深仇大恨，残酷凄凉，悲惨壮烈，曲直离奇等内容，于是就有同学建议说：
　　“你再回想一下，给我们讲讲你这一生中最苦最苦的情形。”
　　老农回忆了一下，猛然说道：
　　“有了，要说最苦最难的时候，还是在一九六零年……”
　　大家一听都吓了一跳，老师立刻打断了老农的话：
　　“好了，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然后慌忙把老农送到教室外面，给了他一点报告费，让他回去了。
　　当时除了听忆苦思甜报告，还让我们吃“忆苦饭”。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他们那里曾出现“忆苦饭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学生吃了还要吃”的情形。我觉得那可能是“艺术加工”，最起码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有人竟敢把忆苦饭做得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那是要冒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标准的忆苦饭是“吃糠咽菜”，也就是用蔬菜，稻糠，极少量的米，盐，油等煮成的稀粥。为了不太难吃，学校在做的时候，尽量多放了些食油。尽管如此，这样的忆苦饭也绝对无法好吃。
　　忆苦饭由学校统一做，然后各个班级去领取。吃忆苦饭时，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一大桶忆苦饭放在讲台上，大家自己上去盛在带来的碗或茶缸里，不吃完了，不准出教室。有聪明的同学抢先上去打饭，目的不是为了多吃一点，而是尽量多捞一些蔬菜和汤，少捞一些粥里的糠，从而蒙混过关。我曾吃过几次，最难下咽的就是稻糠，吃进嘴里嚼不烂，还刺激口腔，直想往外吐。但是不敢吐，一旦吐出来就有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只能强忍着咽下去。后来我们交流吃忆苦饭的诀窍，一致认为，关键是要让忆苦饭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尽可能短，越短越好，最好是像吞药一样吞下去。在我们学校，曾发生过有学生实在无法咽下忆苦饭，偷偷将忆苦饭倒掉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件。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在忆苦思甜热潮流行的某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妈妈曾在家里烧过一次忆苦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先吃忆苦饭，再吃年夜饭。现在想起这件事才明白，妈妈当时那样做，绝对不是因为她的阶级觉悟比别人高，实在是她想以此掩饰我们家年夜饭太过寒酸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