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我二十一岁，再过半年我就要高中毕业了，却丝毫也兴奋不起来，反而没来由地恐慌起来。那时候正是文革的最后关头，报纸上的舆论是今天批“左”，明天批“右”，今天学黄帅“反潮流”，明天学张铁生当“交百卷英雄”今天批林，明天批孔，搞得人们无所适从，就连我们这些高中学生也感到什么都是乱糟糟的。
面对着这样混乱的形势，我对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都感到十分的渺茫，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混乱局面才结束。
此时的我性情暴燥而孤僻。终于，我忍不住了，就写了几篇对形势的看法，和尊孔文章贴在了学校报栏里。这还了得呀！人家批孔我崇孔。于是，有人把这事反映了上去。没过多久，厄运降临了，我被当作批林批孔运动的绊脚石被挖了出来，公安局插手调查我，学校开会批判我。1975年2月20日我以现形反革命罪被逮捕，同时以历史反革命政治教唆犯逮捕了我的妈妈。
我在监狱 里住了两年七个月，这两年零七个月经常把我们母子五花大绑拉到全县各乡游斗。
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下去游斗，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嗨！才多大岁数能是反革命吗？”“一老一少都是反革命，这个家算是完了！”这年头啥事都会发生，搞不好，明天把咱也拉去游斗了！”
我毕竟年轻，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心里实在踏实，没有丝毫胆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罪，更没有错。所以，我面对法庭报以轻蔑和讥笑。
这两年零七个月，公检法提审过我三次，这三次他们没从我口里得到任何东西。
记得最后一次法院那个审判官说：“章社有，你的罪行不轻，性质很恶劣，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你的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你还很年轻，年轻人犯错误难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就改正，改正的越彻底越迅速越好！你要认真对待你犯的错误和罪行，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运动，你反对，那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所以，你不要执迷不悟……”
那个法官啰嗦来啰嗦去，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法官把桌子一拍大吼道：“章社有，你笑啥？这都是罪孽呀！你不知死活，还笑？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只怕是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次提审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母亲判刑5年，在宣判的时候，会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高喊：“这净是胡搞，这么年轻，就判15年长刑，还叫人家活不活，他犯了什么罪？”
就这样母亲和我走向了服刑的劳改队。母亲被送往河南省新乡监狱改造，我被送往南阳市第十六劳改大队，周寨砖瓦厂。刚进劳改场那天，我就像是卖艺人在大街上耍猴，很快被难友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咋回事？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年轻的现行反革命。难友们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我象一个害羞的女孩头低着一言不发。难友们都十分同情的说：“真是作孽呀！年纪不大就判这么长时间的刑，等出去什么都完了。”
我被分在二中队三分队（严管队），这个分队都是现行犯。管教干事姓李，才去的第一天就找我谈话，安慰我说：“章社有，不要有思想压力，刑期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只要接受改造，认真服法就可能获得假释和减刑。”他向我举了几个例子，说是这些人刑期都很长，但因为表现的好，三年两头减刑，很快就出狱了。
我见李队长人很好，就向他倾吐了自己心里的苦水，对他说明自己想不通。李队长十分同情地说：“哎，章社有，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得面对现实，放下包袱，等时机来了再说吧！”
周寨劳改场是个砖瓦厂，一中队是专门做砖和码窑烧窑的，二中队是专门做机瓦的。到了冬天就积土备土等待第二年使用。这是一个占地300多亩的大院子，大院里面的小院才是犯人们住的宿舍。院墙外四周驾着铁丝网，网上通上电，四周都有岗楼，岗楼上站着武警，小院里面也有一个犯人们出进的岗楼，白天犯人们出工后就在这个300亩大的院内劳动。每天出工都要查点人数、报数，然后才能出入。看似森严壁垒，事实上，管教干事武警都很好，从不体罚犯人，如有不服法认罪者或越狱逃跑者，轻者关小号，重者加刑。不过谁也不傻，去找着给自己加刑，当然几千人的监狱，毕竟还是有人被关小号和加刑的。
监狱内每周放三场电影，有扑克牌、象棋等玩具，收工后，可以尽情的玩。域内每周搞一次政治活动，批评落后，表扬先进，出黑板报写稿子，逢年过节了还要排节目演出。政治教育和娱乐活动可以说搞得生龙活虎，如火如荼。
监狱安排犯人每个月都可以接见家属亲朋，用外面社会上发生的变化来感染教育犯人，用亲人的呼唤来激励犯人好好改造。
劳改队的生活搞得更好，守法的犯人们都能吃饱，比在看守所要强一百倍，说到这儿要插一句我在看守所号里边的生活，一天连三两粮食都不够，一天三顿菜糊汤，喝的人们天天拉稀，二十多天吃一顿面条，一个月头上吃一会馍，正由于这样，号里的犯人们经常因为饭吃不饱而大吵大闹，这里一闹，武警班长们就拳打脚踢，天天搞得是乌烟瘴气不得安宁。
劳改队里，每周要改善两次生活，肉包馍、大肉米饭，春节那就更不用说了，从正月十五到大年初二每天都变着法子做好吃的，所以，犯人们在监狱里唯一的期望就是赶紧判刑，因为判了刑就能吃饱饭，社会上再没吃的，但监狱里政府对犯人确实是进到了人道主义。我自打进劳改队，就受到政府的关怀，李队长一开始就安排我做轻活，我是二中队三分队的秀才，政治宣传任务是我的，出工在外，我是个记工员，冬天积土我开电拉坡，劳改三年，我一天重体力活也没有干。我把政治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动员大家都投稿，每周出二期黑板报，因为三分队的宣传工作搞得出色，受到了全中队管教干事的表扬，进劳改队的第二年，我就被选为犯人小组长。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零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六年，这六年中华民族悲喜交加，一九七六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朱老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相继逝世，中国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和担忧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和我党我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到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凡冤假错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眉开眼笑。监狱里也是如此，天天组织学习有关政策，党中央的精神。二中队三分队全是政治犯，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中队管教干事开会动员大家实事求是写申诉。我这个书生算是派上了大用场，难友们都来让我写诉状，忙的不可开交，没办法，领队的李队长干脆就不让我出工，专门按次序为大家写诉状。
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诉状通过中队管教转呈有关部门，很快就有了反应，难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宣布平凡出狱。我们三分队共60人，每天都有平凡通知书下来，很快60人的三分队，只剩下了20几人。
李队长笑着对我说：“你只顾给别人做嫁衣，别忘了自己了。”我笑道：“谢谢队长关心，只要大家都平反了，离我出狱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这话很快就实现了。
一九八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出工的时候，李队长站在还有十几个人的三分队全体难友面前高兴地宣布，“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章社有同志平反了。”
我们分队全体难友热烈鼓掌，热烈地欢呼（因为每平反一个难友，大家都很振奋），欢呼共产党英明，激动的眼泪都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