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深秋时节，黄叶纷纷飘落。雁群在空中排成“人”字，嘎嘎叫着向南飞翔。贾鲁河畔的芦苇花絮雪白，在秋风中左右摇摆。

村民们开着拖拉机在田野里犁地，又用耧车将一粒粒小麦的种子播进土壤里。一场冷雨过后，青翠柔嫩的麦苗纷纷从泥土里钻出来。放眼望去，麦田如毡，一直延伸到天际。

那天阳光穿过薄薄的云层照着安静的村庄。一位中老年人骑着三轮车来到芦湾。他在大榆树下将车子上的小煤炉、爆米花机与小木凳搬下来。我们看到他后高高兴兴地回家取玉米。不久，他身旁围了一大群孩子。

小煤炉闪耀出蓝色的火焰，冒出缕缕白烟。他坐在木凳子上不停地转动着爆米花机。大概过了几分钟，他停止转动，将黑乎乎的爆米花机从小煤炉上抬下来。孩子们连忙机警地后退几步，紧紧捂上耳朵。

只听“嘣”的一声巨响，如同雷鸣，爆米花的甜香在空气里翻涌。

我和家华坐在布沙发上一边吃着又甜又酥的爆米花，一边看着电视节目。

“哥哥，爆米花真好吃。”家华说。

“嗯，如果再配上一杯汽水喝，那就更美了。”

父亲突然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子，环顾四周说：“我回来了。我很想你们。你妈妈呢？”

家华从布沙发上跳了下来，露出惊喜的表情，跑到他跟前说：“爸爸，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他弯腰搂着她说。

“妈妈在裁缝店。”

“裁缝店又营业了吗？”

“嗯，妈妈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去店里。”

我坐在沙发上惊讶地望着父亲，见他穿着一件单薄的夹克衫，衣领肮脏，脚下的黑皮鞋破旧不堪。他的头发微乱，脸膛憔悴，胡须长得茂盛如野草。他的眼神里蓄满了疲倦与苦闷。

我看到父亲，就想到那天晚上他与郑老师幽会的事情。我努力想把那些事情统统忘掉，然而有些事情一旦被脑海贮藏，仿佛是一颗种子播进土壤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在脑海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下面很多的根须与大脑的神经紧紧勾连，灰暗的阴影将笼罩整个脑海。

我与父亲的关系好像跌到了冰点，我不再向他叫“爸爸”了。我们之间像是隔着山也隔着海，中间的障碍难以排除。

我坐在沙发上两眼呆呆地望着他。

“家华，家里有吃的东西吗？”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爸爸，有爆米花，很好吃的。”家华说着两只小手捧着爆米花递给他。

他抓起一把爆米花塞进嘴里，边嚼边说：“真好吃。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又冷又饿，饥肠辘辘。”

“爸爸，我想起来了，厨房的铁锅里还有剩饭——妈妈中午煮的青菜面条，估计着已经凉透了。”

“那就好，有吃的东西就好。”他说着向厨房大步奔去。

他走到灶台旁掀开锅盖，看到里面有半碗剩菜和一碗面条就端出来坐在小木桌上吃。

“爸爸，这么长时间你去哪里了？”家华坐到他身旁问道。

“我周游世界去了，到了美国和俄罗斯。我太想你了，就回来了。”他一边大口地吃饭，一边胡诌。

“爸爸，我不信你说的话。”

“为什么不相信我？”

“老师说世界上有五大洲和四大洋。世界很大很大，有千千万万座山，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你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我是坐飞机、坐轮船去的。”

“我还是不相信，”家华摇着头说，“村里人都说你和郑老师跑了，不要我们了。你也不会再回来的。”

“胡说八道！”父亲放下筷子望着她，这些童言仿佛是一根鱼刺扎疼了他的神经，让他突然没有了食欲。“家华，大人的事情你不懂，也不要听村里人瞎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爸爸，我已经七八个月没见到你了。我天天想你。”家华说着，眸子里渗出了泪花。

我奔跑着到裁缝店去找母亲，给她通风报信。

父亲回来的消息仿佛是一场强烈的旋风席卷了村子。这大半年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与郑老师的丑闻渐渐过时，很少人再去谈论，然而他这次回来，好像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哎，我刚才看到孙福来回来了。”

“他一个人回来了吗？”

“嗯，他一个人，看样子蔫头蔫脑的。”

“那个姑娘呢？和他一起回来了吗？”

“没看见她。”

马宝财见我经过闲聊的人群，咧着嘴高声对我说：“家树，你爸爸回来了，有没有给你带回来一个小弟弟？”

我对他毫不理睬，奔跑着穿过村巷。

我顺着公路的边道跑到集市。那天芦湾逢集，大大小小的货摊还没有撤走，店面大多开着门营业，顾客稀稀拉拉的。太阳已经偏西，淡淡的阳光照着小小的集市。

我喘着粗气跑到裁缝店，见母亲正站在长桌旁拿着熨斗熨着一条黑裤子，一个顾客坐在椅子上等待。

“妈妈，爸爸回来了！”我站在门口大声说。

“噢，你快进来。”她继续低头熨着裤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她熨好裤子后将它整整齐齐地叠起来装进袋子里递给顾客。

顾客走后她坐在缝纫机前望着我说：“家树，你刚才说什么？”

“妈妈……爸爸回来了。他邋邋遢遢，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现在在厨房端着中午的剩饭吃呢。”

“哦，我回去看看！”母亲脸上交织着错愕与愤怒的表情，她说着起身关闭裁缝店的门。

我们到家的时候家华正坐在布沙发上看着电视。

“家华，孙福来在哪里？”母亲问道。

“爸爸太累了，他在卧室里睡觉。”

卧室里传出一阵鼾声，在空气中振荡。

母亲脸色阴沉，像是暴风雨即将袭来的天空。她向卧室走去，一脚踹开卧室的门，只听到哐当一声，吓得家华手里的爆米花跌落在地上。

“孙福来，人活着要脸，树活着要皮，你还有脸回来啊！”

父亲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揉着眼睛，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说：“孩子他妈，你冷静些。这是我的家，我来去自由。”

“你已经跟狐狸精跑了，你让我怎么能冷静？”母亲说着，眼里迸出泪水。

她把他从床上拉下来，两只拳头不停地捶打。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我打死你，打死你！”

他蹲在床边两手抱着头，任凭她捶打。

“妈妈，你别打爸爸了，你别打爸爸了！”家华站在一旁大声哭喊。

母亲用脚狠狠踹父亲，将积压在心底的怨气统统发泄在他身上。他像是一个武术训练室的沙袋，任凭她拳打脚踢。

“孙福来，明天咱俩就去离婚。”母亲渐渐筋疲力尽，声音嘶哑地说。

四五个街坊邻居赶了过来，走进屋子里劝阻母亲。

赵奶奶说：“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给他一次机会。瞧，两个孩子在这旁边眼巴巴看着，影响多不好。”

“我不和他生活了，明天就去离婚，以后两个孩子跟着我，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这个家以后他不能呆。”母亲怒气冲冲。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王守道说着，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说，“福来，家树和家华已经长这么高了，以后你要好好过日子，可不能再鬼迷心窍了。作父亲的，要给子女作好榜样。”

那天晚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

家华平时爱说爱笑，那天她看到母亲紧绷着脸，父亲神情沮丧。他们好像随时有可能打起来。家华便低着着头吃饭。那种沉闷而又紧张的气氛好像封锁了整个家庭。

“科索沃地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伤亡人数日趋增多，造成居民流离失所，沦落为难民……”电视上播放着晚间新闻，声音显得格外响亮。

“爸爸，什么是难民？”家华随口问道。

“难民就是遇到灾难后失去家庭、无家可归的人。”父亲放下饭碗，神情缓和了下来。

“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呢？”

“他们的家被炮弹炸毁，或者有人将他们从家里强制赶走。”

“啊！”家华圆睁着眼睛，露出愕然的神色。

“我现在像是一个难民了。”父亲自嘲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你沦为难民也是自作自受！”

我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回到卧室写作业，其实我是在躲避父亲。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十分尴尬。我不知道以后怎么与他相处。

父亲吃过饭在堂屋桌子的抽屉里搜来搜去，搜到几个五分或一角的钢镚儿就悄悄装进口袋。他推开我卧室的门，走到我身旁低声问道：“家树，你的零钱借给我一些，让我买一包香烟！”

“我没有零钱。”我在灯光下埋头做作业，冷冷地说。

他叹了一口气，没趣地走了。

他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希望搜到更多零钱。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把他当作一缕空气，无视他的存在。

“爸爸，你在找什么呢？”家华走到他跟前问道。

“我要找点儿零钱，到小卖铺买一包香烟。”

“爸爸，你等着，我有一大堆零钱。”家华说着向卧室走去。

她抱着小兔形状的存钱罐递给他说：“爸爸，这些零钱凑起来可以买好几包香烟。现在我送给你了——这个存钱罐是你从前送给我的。”

他接过存钱罐倒出一堆零钱，数了数，说：“够买好几包香烟了。家华，过段时间我有钱了给你买个毛绒玩具。”

“好的，我想要一只很大的毛绒熊。”

“嗯，过段时间爸爸到县城给你买一个。”他说着向外面走去。

父亲走后，母亲从卧室抱出一堆床单、被褥与枕头放在门外的木椅子上，然后将房间的门反锁。

“妈妈，不要锁门，爸爸一会儿还要回来。”家华望着母亲说。

“以后让他去酒厂睡，那里的屋子宽敞。”

父亲叼着烟卷回来后不管怎么拍门母亲都不开。

“孙福来，以后你到酒厂睡，床单、被褥与枕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酒厂清静，也没人妨碍你，你爱勾搭谁就勾搭谁，顺便也看守着酿酒的那些废铜烂铁不让贼偷走。一日三餐你可以回家吃，另外明天你早点儿起床，咱俩去离婚。”母亲向着门外高声说。

“孩子他妈，咱俩已经结婚十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这样对我。”

“孙福来，你跟那个狐狸精跑的时候你想过我们吗？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抛下我们就走，一去就是大半年。她花光了你的钱一脚把你当作废物踢开。你像一个叫花子一样无处可去才想起回家，才想起我们的好。”母亲说着，泪眼模糊，声音凝噎。

“孩子他妈，你别说了，都是我一时糊涂，都是我的错。”他蹲在门外心烦意乱地吸了一根烟，然后抱着床单、被褥与枕头向酒厂走去。

次日早晨吃过早饭我和家华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

母亲逼着父亲去办理离婚手续，他却死活不肯。

他叼着烟卷大摇大摆走在村巷上，见到熟人照常递烟打招呼。

“福来，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

“我前段时间去考察项目了——到河北好几家毛巾厂考察，这一呆就是大半年。现在酒厂生意不好做、不挣钱，今后我打算开个毛巾厂，生产纯棉毛巾。”他煞有介事地说。

村民们顾及他的颜面，当面不拆穿他的谎言，笑着说：“你酿酒的时候收购麦子。你开毛巾厂，还需要收购棉花吗？”

“当然了，需要收购大量的棉花。”

“现在咱们村种棉花的也少了。很多人进城打工了，那些费时费力的庄稼只有很少的人家种了。”

“咱们村子那八九个去新疆摘棉花的妇女前几天才回来，据说新疆那儿每家每户种着几百亩棉花，一眼望不到头。”

不久，郑老师定婚的消息从马庄村迅速传到芦湾。村里人说她定婚的对象是开封市区人，那人的父亲在一家工厂当领导。他们的婚礼计划下个月在市区的一家豪华的酒店举行。

街头巷尾的舆论一片哗然。

“她是麻雀攀高枝变凤凰了。”

“你说孙福来和她那个什么了，竟然有人愿意娶她，真可笑！”

“她脸蛋好看，穿戴洋气，还当过老师，有学问，不知道她底细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丑事，再说现在的人思想开放，对那些事情根本不在乎。”

老郑对女儿的婚事非常满意，他和老婆一起在集市上买了新裤子、新棉袄、新帽子与新鞋子，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准备参加女儿的婚礼。他见了熟人就夸耀说：“我女儿就要结婚了。我女婿家财万贯，在城里住着大别墅，三层小洋楼，还有两辆小轿车。他家拔一根汗毛，比咱们的腰都粗。”

父亲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和郑老师离开村子后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那大半年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段经历在他的人生里沾满污垢，不管时间的风雨怎么洗刷也难以洗净。

村子里总会偶然冒出一些奇葩事，成为议论的话题。马宝财的“理发事件”与“定婚事件”让舆论从父亲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

那天马宝财到集市上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拿着电推子嗡嗡的在他头上剃头发。

“理发多少钱？”他突然问道。

“两块钱。”

“停！”他瞪大了眼睛望着理发师说，“从前理发不是一块钱吗？”

“现在物价都涨了，大白菜之前二分钱一斤，现在涨到了五分钱一斤；麦子之前三毛钱一斤，现在涨到了六毛。我们理发也要跟着涨价。”

“你怎么不提前说，我早知道的话就不理发了。”

“门口的木牌上用毛笔字写着嘞，不信你出去瞧瞧。”

马宝财从椅子上跳下来，到门口瞅了一眼，那里果然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理发两元”。他按捺胸中的怒火。

“我这头剃了一半，我不剃了——剃整个头两块钱，我这剃了半个头多少钱？”

“一块钱。”

“好，我给你一块钱。”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摔在桌子上，然后气怏怏地走了。

理发师将马宝财的事迹讲给他的很多顾客；“我理发十多年，从没见过马宝财这样的货色。他那剃了一半的头，前面头发长，后面露着光头皮，看着像是鸡头，真是好笑。”

马宝财回家之后自己对着镜子，笨手拙脚地拿着剪刀胡乱剪着头发，剪成了乱糟糟的发型。他走到街上，村民们看到他的发型哈哈大笑。

不久，有陌生的一男一女来到他家里。看样子那个男子四十多岁，妇女三十岁出头。

男子说：“宝财，我们是尉氏县城人，她是我妹妹，前几年丈夫得病死了。我目前在县城东关塔旁开了家高记烧饼店。我一直想找个好人家让妹妹改嫁。我四处打听，听人说你是个好人，还没结过婚，就带她来和你见见面、说说话。”

马宝财的眼睛在那个女人身上瞟来瞟去，只见她身材丰盈，脸庞白白净净，嘴唇红润，长着双眼皮，一头浓密油亮的头发垂到脑后。她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含着柔情在他身上溜来溜去，让他心旌摇荡。

“大妹子，你年龄多大了？”

“我三十三岁，大哥你看着也很年轻潇洒。”

马宝财听她这么夸赞，心里美滋滋的。两人东拉西扯，谈得十分融洽。

那个男子对马宝财说：“我感觉着你是个老实可靠的人，如果我妹妹能嫁给你我很满意。今天就算是定婚了，找个好日子你俩把婚事办了。过两天你到县城我的烧饼店来，让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见见。不过咱们还要讲规矩——彩礼钱不能少。我做哥哥的，开烧饼店这么多年手下积攒了一些钱。你俩结婚的时候我至少拿出一万元当嫁妆。这彩礼钱嘛，你也至少拿出一万元。我回家后给你们置办家具、电视机和洗衣机，这些东西结婚那天我用大卡车给你拉到家里。”

马宝财鬼迷心窍，心想县城东关塔旁边好像有一家烧饼店，他们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能娶一个县城的女人，还得到一万元的嫁妆，这种美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这些年我省吃俭用，积攒下一些钱。这一万元的彩礼我是有的。”他说着走进卧室，弯腰爬到床底下去。

原来他在床底下挖了一个深洞，钱都用棉布紧紧裹着塞在洞里，再用砖块压着。

他将厚厚的一沓钱交给那个男子，望着那个女人心花怒放。

过了两天，他穿上新衣服，掂着礼物坐票车去县城。他在东关塔旁边找到一家烧饼店，却是赵记烧饼店。他说了情况之后，烧饼店的老板笑着说：“你真是一头蠢驴，脑子缺根筋。我在县城卖了二三十年的烧饼，从没有听说过附近有家高记烧饼店。你一定是被骗了。”

马宝财到公安局报了警，警察查不到丝毫线索。他懊悔不已，狠狠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