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轰轰烈烈”返城后，农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过近十年的锻炼，知青已发展成为农场的业务骨干、生产主力军，而且，技术含量越高的职业，知青占比越高。胶工，知青占50﹪；文书，知青占60﹪；老师，知青占70﹪；驾驶员，知青占80﹪，技术员，知青占90﹪。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骨干、主力军就消失了，农场的运转几乎瘫痪。橡胶没人割，庄稼没人收，汽车没人开，学生没人教。缺胶工、缺文书、缺老师、缺驾驶员、缺卫生员、缺技术员，一句话，缺“人才”。告急。人才告急，劳动力告急。
然而，事情总是正反两面的，有坏就有好。
知青大返城，对于农场来说，是“坏事”，是前所未有的困难；对于回乡青年来说，是“好事”，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知青离开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前两年分到各生产队的回乡高中生“因祸得福”，忽然间“母鸡变凤凰”，成了香饽饽，成了现成的“人才”。经过匆忙、简单的考试、培训，很多人摇身一变，走上教师、文书、卫生员、驾驶员的岗位，顶上了知青走后留下的空缺。身份决定地位。身份一变，他们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走路都变得趾高气扬，貌似知识水平也随着地位提高了。
可是，对于母猪山生产队的回乡青年们来说，却是“哑巴吃黄连”，不但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吃肉”，自己连汤都喝不着，还有苦难言。原因是他们因“涉嫌”参与知青请愿大罢工活动，被人举报到农垦分局，一句“立场不坚定，暂不能使用”，就一棍打死了。所以，一个都没有“提拔”使用。他们虽然有点“冤枉”，大家还是默默承受了，只有“罪魁祸首”李俊不服，跑到场部大闹一场,被父亲骂了回来。
没有被提拔使用也就算了，由于涉及大名鼎鼎的“母猪山生产队”，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什么“狗头军师”“沆瀣一气”，什么“偷看禁书”“谈情说爱”，甚至“偷听敌台”“看相算命”等，各种传言满天飞，让他们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客观地说，他们毕竟或多或少都捐了几块钱，说“涉嫌”也不算冤枉，说“秋后算账”也不为过。何况，李俊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参与知青罢工游行，也可以说“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所以，他们不被提拔、重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毕竟，出来混是要还的。但是，有一支力量，不得不说，那就是湖南来支边的老工人。
客观地说，知青返城后，在农场的生产恢复中，湖南支边工人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功不可没。云南的国营农场职工，除了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的知青外，主要还有以下几部分人：部队南下干部、转业退伍军人、湖南支边人员及部分省内移民。其中，“湖南支边人员”在农场的长期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知青大返城后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所以，有必要说说云南的“湖南支边人员”。
大跃进以后，曾是鱼米之乡的湖南农村，突然变成了吃不饱饭的穷窝窝。原因农村“跑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大锅饭，按需分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没想到，仅仅三四个月以后,生产队、大队的粮食就吃得差不多了,于是，便开始定量供应。先是一个劳动力按一斤计算,接着便是八两、六两一天天往下减,最后只好吃糠菜团、观音土，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主席听到家乡的情况后，还不太相信,派人化装回湖南调查,得到的情况基本属实,而且相邻的几个省份情况也差不多。主席沉默了，落泪了，并下决心首先解决湖南的问题。经过与其他领导商量，决定移民，从湖南人口最密集的几个县迁出一部分人到其他省去。
据说，主席最先的意见就是移民云南，但其他领导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新疆比较落后,要移民就应该往西北方向,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席听后沉默不语，大西北、大西南都需要开发，相对而言，云南的自然条件要好些，但又担心云南的瘴气。最后决定，去新疆还是去云南，由湖南的领导自己选择。湖南的领导考察后，认为新疆气候干燥、寒冷,麦子是主粮,湖南人吃不惯馍馍，而云南气候好,土地肥沃，种水稻，很适合湖南人生活，所以，决定移民云南。报告上去后，很快就获得批准。
一开始，湖南领导担心没有人去，决定先送走“地富反坏”。没想到，消息传出后，听说到云南吃白米饭,当工人拿工资，报名迁出的男女老幼在各报名点蜂拥而至。“支边办”的宣传动员,先是以“支边”为主,后来不得不兼做“留家”的宣传工作。把原来的口号“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支援祖国边疆的建设”，临时改作“欢欢喜喜上云南,喜喜欢欢建故乡”了。没有被批准的人，跑到支边办求情，要求支边。省委把原文件撤了，全部让贫下中农支边，最后又增加了几万名额才稳定局面。批准支边的，每家每户还发了“支边光荣”证，属于劳动力的还发衣服、被子。
1960年，湖南省共有十万民众举家迁往数千里之外的云南省，全部安置到云南边疆各个农场工作。由于他们吃苦耐劳且擅长农活，为云南省的农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他们已经扎根边疆20年了，由当时的三四十岁青壮年变成了五六十岁的老工人了，他们的后代“子承父业”，继续在边疆奉献。可谓“献了青春献子孙”。
云南农垦系统的湖南人，主要来自湖南醴陵、祁东、祁阳三个县，孟定农场的湖南支边人员主要来自祁阳县，共有2000多人，另有家属3000多人。刚来的时候，自然条件比后来知青下乡的时候差多了。他们也和知青一样，经历了从内地到边疆，从不习惯到逐渐习惯的过程。茅草房、竹芭墙，包谷饭、南瓜汤，加上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缺油少肉，还经常吃不饱，有一小部分人退缩了，开了小差，但多数还是坚持下来了。他们毕竟都是吃苦耐劳的农村人，干的都是农活，很快就适应了。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能受。养猪种菜，盖房安家，除了原来熟悉的农活外，还逐渐掌握了橡胶生产的各项技术，成为农场职工队伍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待大批知青来到农场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这里奋斗了整整10个年头，所以，知青们亲切称他们为“湖南老哥”。
在农场，湖南人不但吃苦耐劳，他们的文化也成为农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农场”，也影响了“知青”。
先说吃。湖南人爱吃辣椒是有名的，“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这也符合当时农场的条件。在没有肉、没有菜的时候，有时仅靠辣椒、大蒜蘸盐就可对付一顿饭。时间长了，农场职工，不管来自东西南北，都学会了吃辣椒。于是，“辣”成为了农场通行的口味。湖南人除了辣椒，还特别喜欢腊肉。这也符合当时农场的情况：天气热，很长时间才杀一次猪；没有冷藏设备，把新鲜的猪肉鱼肉鸡肉做成腊肉以便“细水长流”，慢慢吃。经过腌、熏制成的湖南味腊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不仅湖南人爱吃，知青也爱吃。许多知青回城后，还一直保留着喜欢吃辣椒、腊肉的习惯，留下了湖南人深深的“烙印”。后来，虽然听说“腌熏制品”容易患癌，很多知青也不愿刻意去改变。比较，已经习惯了。何况，一种习惯的养成是很难改变的，
其次说住。当时农场的瓦房都基本上是一个样式：土基墙、木樑、瓦顶。墙体很厚，开窗很小，屋里光线较暗。这既不同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建筑，也不同于云南其他地方农村传统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而是更接近湖南农村的建筑样式。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若干年后知青们去湖南参观毛泽东、刘少奇故居，觉得那里的房屋似曾相识，特别是看到那厚厚的土基墙，才恍然明白。原来，农场大批土瓦房样式的源头在自这里啊，是湖南老哥把他们家乡的房子“搬”到云南边疆农场去了。
再说语言。湖南人对农场文化的影响，最明显的是语言。在农场，湖南话几乎成了农场的“普通话”，老幼通行，老少皆会。回乡青年们几乎都会说一口湖南话，许多知青到云南后学会的第二语言居然不是云南话，而是湖南话，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去云南下乡却学会湖南话，让人不可思议。究其原因，除了说明湖南文化渗透之深外，应该是湖南话自身的鲜明的特色了。湖南话的确有特色。一是带有文学色彩，比如“黑”叫“濹黑”，“淡”叫“冰淡”；二是粗野好记，比如“手”叫“爪子”，“吃饭”叫“掐饭”，“鸡蛋”叫“饽饽”，“男孩”叫“莱机”，“女孩”叫“妹机”。非常有意思，很多话如果不翻译，根本听不懂。比如，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死莱机，还不回来窝血”。如果不翻译，谁能知道这是喊自己的孩子回来吃饭的意思？这里，“吃饭”又不叫“掐饭”了，而叫“窝血”。有意思吧？外地人咋一听，简直没有食欲了。
知青曾经用湖南话表演过两个湖南老乡之间的对话：
“掐了么？”（吃饭了吗）
“掐咯嗒。”（吃过了）
“掐啥哩呦？”（吃的什么）
“掐牛，居牛。”（吃肉，猪肉）
“还有啥哩呦？”（还有什么）
“饽饽。”（鸡蛋）
驼子用湖南话讲过一个开会点名的笑话：
有点猪（邮电局）？到！
叫肉猪（教育局）？到！
人是猪（人事局）？到！
娘是猪（粮食局）？到！
老斗猪（劳动局）？到！
交头猪（交通局）？到！
农药猪（农业局）？到！
水泥猪（水利局）、到！
卫星猪（卫生局）？到！
主持人：各个猪（局）都到了，现在开飞（会）！
马儿天生有语言天赋，他的湖南话更是地道，用湖南话讲的“狼和小羊”的故事惟妙惟俏，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返城后，他回农场游玩，还常常用湖南话打情骂俏，惹得湖南老工人笑成一团。多余人回到内地几十年后，傣话、孟定话差不多忘光了，唯独还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湖南话，让身边的湖南人自叹不如。
这些，都充分说明，“湖南支边人员”对于云南农场文化的渗透之深、影响之深。
所以，知青返城后，湖南老工人和他们的后代自然而然成了农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特别是对橡胶的管理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橡胶投产的初期，胶工上午割胶，下午林管，砍草压青，施有机肥。后来，放松管理，致使胶林水土流失，土壤板结，胶树侧根裸露，严重影响橡胶生长。知青返城后，农场认识到胶林管理的重要性，以湖南老工人为主力军，认真贯彻“三保一护”（保水、保土、保肥，护根）管理措施，松土、施肥、压青、培埂，至1982年，基本实现了“三保一护”，为农场后来的橡胶产业高速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同时，农场紧急补充一批职工，日子才慢慢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