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司徒崔浩，仗恃自己有才能谋略和魏王拓跋焘的宠信，专擅朝廷大权，曾推荐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的士人数十位，都从平民一下子当上了州郡太守，魏国太子拓跋晃说：〝先前推荐的人，大小也都是州郡的杰出人才。他们在职位上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的辛苦勤劳都还没有报答，应该先让他们补充郡县太守的职务，让这次新召来的人接替前一批人担任郎吏。而且太守县令治理百姓，应当任用那些有行政事务经验的人。〞
     崔浩坚持争执而派遣后来征召的人去当郡守县令，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听说这件事，就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大概会遭祸了。假如为达成他的错误意见，而与地位在上的人争胜，将如何承受得了这种胜利呢！〞
     于是拓跋焘就由崔浩主管皇家藏书事务，让他与高允等人共同修撰《国记》，对他说：〝务必从实记录。〞
     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乖巧馋侫，受到崔浩的宠信。崔浩以前为儒经《易》及《论语》《诗》《书》做注解，闵湛和郗标上书声称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的注解不如崔浩的注解精确深刻，要求收交境内经书，颁布崔浩的注解之书，让天下学习研究。并请求命崔浩再为《礼》《传》做注解，让后代之人能看到正确的经义。〞
     崔浩也推荐闵湛、郗标有著述的才能。闵湛、郗标又劝崔浩把写好的《国史》刊刻在石碑上，以表彰秉笔直书的写史精神。高允听说了，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干的事，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恐怕就会给崔氏家门带来影响万世的不幸，我们这伙人也没有生存于世的了。〞
     可是崔浩竟然同意了闵湛、郗标的观点，就把《国史》刊刻在石碑上，树立在祭天神坛的东侧，碑群方一百步，造价三百万。崔浩在《国史》中书写魏王拓跋焘的祖先，事迹都详细真实，就排列在大路旁，来来往往的人看了之后都相互议论。特别是来自北方的鲜卑人无不愤恨，纷纷向拓跋焘控告，说这是暴露国家的丑闻。
     拓跋焘大怒，让有关部门暗查崔浩和秘书省郎吏等人的罪状。当初，辽东公翟黑子受到拓跋焘宠信，出使到并州，接受别人送到布帛一千匹。事情泄露后，翟黑子向高允问主意说：〝皇上问我，是应当据实报告，还是应该完全否认？〞
     高允说：〝公是皇帝身边的宠臣，有了罪过自首实说或许被宽恕，不可再干欺瞒的事。〞
     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说：〝假如实说，怎么惩罚后果估计不到，不如隐讳不承认。〞
     翟黑子就埋怨高允说：〝君为什么引诱人到死地上去呢？〞
     于是进宫晋见魏王，却不据实回答，拓跋焘非常愤怒，就杀了翟黑子。到了崔浩被捕，太子拓跋晃召见高允到东宫问话，因此留在东宫过夜。第二天早上，与高允一起入朝晋见。到了皇宫大门，太子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宫见到至尊，我自会引导你。如果至尊问起来，，只管跟着我回答。〞
     高允问：〝是为什么事？〞
     太子说：〝进去自会知道。〞
     太子见到拓跋焘就说：〝高允一向小心慎密，而且地位微贱。《国史》的编写由崔浩作主，要求赦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召见高允问道：〝《国史》都是崔浩所撰写的吗？〞
     高允回答说：〝其中的《太祖记》是前任著作郎邓渊写的，《先帝纪》及《今记》是臣与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兼管的事多，《国史》工作只是总体负责。至于具体的撰写，臣比崔浩多。〞
     拓跋焘气愤地说：〝高允的罪超过崔浩，你怎么能活着。〞
     太子害怕地说：〝天子的威风盛大严厉，高允是个小臣，因吓得迷糊了，说话语无伦次。儿臣从前问过他，都说是崔浩所写的。〞
     拓跋焘再问高允：〝真的如太子所说的吗？〞
     高允回答说：〝臣的罪可以诛灭全族，不敢乱讲欺骗。太子殿下因为臣服侍讲经时间不久，可怜臣子，是想为我求一条生路，实不曾问过臣，臣也没说过这种话，不敢乱说。〞
     拓跋焘于是回过头对太子说：〝直率啊。这是人情所难以做到的，而高允做到了。临死不改变说法，这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瞒君主，这是忠诚，应特加赦免他的罪而表彰他。〞
     于是又叫崔浩上前，拓跋焘亲自审问他，崔浩恐惧迷乱不能回答。高允每件事都讲的明白，都有条理。拓跋焘于是命高允起草诏书，诛杀崔浩及下属宗钦、段承根等以下直至奴仆达一百二十八人，全部诛灭五族。
     高允迟疑不肯动笔，拓跋焘频频叫人催促，高允请求再面见一次魏王，然后才可写诏书。拓跋焘于是召来高允让他上前，高允说：〝崔浩犯的罪，假如另有罪行，不是臣所敢过问的。如果只是史书中触犯了忌讳，他的罪不应该杀头。〞
     拓跋焘生气了，因此命武士捉住高允，太子拓跋晃替他下拜求情，拓跋焘终于明白了高允的意思，才说：〝没有这个人，当有几千人就死了。〞
     于是拓跋焘下诏诛杀清河崔氏和与崔浩同一宗族的人，无论关系的远近，以及与崔浩联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都被诛杀，其余牵连在内的案犯只杀其本人。崔浩被刑具梏在木槛车内送到城南，卫兵数十人把尿撒在崔浩的身上，崔浩嗷嗷的呼喊声传到大路上。宗钦临刑时叹息说：〝高允他也许是个圣人吧！〞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县人，北魏时期重臣，丞相参军高韬之子。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有非凡的气度，清河人崔玄伯见到他十分惊异，感叹说：〝高子黄中内阁，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我只担心自己不能够亲眼见到。〞
     高允十来岁时，为祖父高泰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身归沙门，取名法静，不久又还俗。高允喜爱文学，担笈负书千里求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喜好《春秋公羊传》，得到郡守召为功曹，后又迁冀州从事中郎。
     神麚四年，任中书博士，用心教导太子拓跋晃，迁任中书侍郎，跟随司徒崔浩修撰《国记》，卷入国史之狱。幸亏得到太子拓跋晃的奋力营救，得以坐罪免职。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道见好就收，学识渊博又有什么益处？处在那种时候，你为什么不顺着点，竟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民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适逢国家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凤池参撰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大凡史书，都是皇帝的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可谓言行举止，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就崔浩的行迹，也时有可论之言。崔浩以蓬嵩之才，负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节操，在私下里也不可称道，其私欲之心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隐障了他的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行为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独顾。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这不是为臣当初的本意。〞
     太子听了十分感动，极为称赞了高允，高允退下后对人说：〝我不尊奉东宫太子的指导去做，原因是怕这样会辜负了翟黑子。〞
     当初，魏国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与崔浩是同一祖宗，但为另一支系。崔浩常侮辱他们，由此双方都不和睦。到崔浩被诛，崔赜、崔模两家独得免死。到了拓跋焘要北巡阴山，为杀了崔浩之后又后悔了。
     正遇上北部尚书李孝伯病重，有人传说李孝伯死了，拓跋焘哀痛地说：〝李宣城可惜！〞
     又赶忙改口说：〝朕说错了，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自从崔浩被杀，朝廷军国大事的议论计策都出自李孝伯，恩宠眷顾仅次于崔浩。李孝伯是赵郡人，高平公李顺堂父的弟弟，出生赵郡李氏东祖。父亲叫李曾，从小专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书为业。
     郡府曾三次征召他为功曹，他都不去就任，门徒们劝他说：〝功曹的职位，虽然说是地方政府所任的官职，但毕竟是郡吏，北面侍奉他人谈何容易。〞
     舟中征召他为主簿，他上任一个多月后，又叹着气说：〝梁叔敬有句话说：州郡之职只是劳忧人们而已，无法行道，是身之忧患，我还是不如回家，去教书授徒。〞
     李孝伯少年传承父业，博览群书，风度翩翩，行为符合礼节法度。堂兄李顺在魏王拓跋焘面前推荐了李孝伯，拓跋焘一见到他大为惊异，便征拜他为中散官职，并对李顺说：〝这真是你家门之中的千里马呀！〞
     于是迁任秘书奏事中散，转任侍郎、光禄大夫，赐爵位南昌子，加授建威将军。拓跋焘把军国机密大事交付给他，可见其受拓跋焘宠爱的程度。李孝伯所参预的机密谋划事宜，在当时一般人都无法知道。后又迁任兵部尚书，因为他频繁跟随征战，立下诸多谋划功勋，朝廷又晋爵为寿光侯，加授建义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