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的儿子颜竣地位高贵又有大权，凡是颜竣供奉的东西颜延之概不接受，只穿布衣住草屋，清寒像往常一样。颜延之常常乘坐老牛拉的破车，遇上颜竣的仪仗警卫就躲到路边一动不动，还经常对颜竣说：“我平生不喜欢见达官贵人，今天不幸见到你这位权贵。”
颜竣盖府邸，颜延之对他说：“你好自为之，不要让后人笑话你的愚昧。”
颜延之曾有一次清晨去见颜竣，看到颜竣家里宾客满门，而颜竣还未起床，颜延之发怒说：“你出身低下，升到云巅之上就像这样骄傲，怎么能长久呢？”
颜延之死后，颜竣为父服丧，才满一个月，刘骏晋升他为右将军，丹杨尹的官职照旧保留。颜竣坚决辞让升职，上书十来次辞让，刘骏没有允许，派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着颜竣登上车子，拉到丹杨尹官署内，赐以布衣一套，里面絮满彩绸，让主衣官给颜竣穿好。
刘骏在为刘义隆服丧三年后，变得过余奢侈放纵，大兴土木进行营建，颜竣因为自己是刘骏当藩王时的老部下，数次恳切地对刘骏劝谏，劝谏时又没有什么避讳，刘骏不高兴了。而颜竣自认为自己的才能足以辅助一代君王，旧日的恩情也无人可比，应该位居中枢地位永远执掌朝廷大权，但多次陈述看法不被刘骏接纳，于是怀疑刘骏疏远了自己，就要求外出任职，以此来试探刘骏的心意。刘骏竟然同意了，于是下诏任命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变得极为害怕。
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求退老还休，朝廷故而任命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坚决辞让，上书几十次，又在刘骏当面亲自陈述，以至于叩头哭泣。刘骏眼看不能够改变他的意志，就准许他以始兴公的身份回到府第修养，还厚厚地赐给了他各种物品。
还在元嘉年间，宋国政府制造四铢钱，钱的外形都与汉代以前的五铢钱一样，在交易使用和消费钱财方面，老百姓不会取得便宜，因此老百姓不愿私铸四铢钱。到刘骏即位后，又另行铸造孝建四铢钱，铜钱形状又薄又小，轮廓也不完整。
于是私铸这种四铢钱的人多起来了，这种私铸的铜钱中又混杂了铅、锡，老百姓又把古钱剪凿残缺来使用，使古钱也变得又薄又小，各地官吏禁止使用，因此判罪杀头和贬官的人接连不断，而私铸之风越来越猛，使得物价飞涨，朝廷对此十分担忧。
去年春天，刘骏下诏命令铜钱薄小和轮廓不完整者一律不准使用，这在民间造成很大的骚乱。这一年，始兴郡公沈庆之向刘骏建议说：“应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钱，各个郡县设置管理铸钱的官署，愿意铸钱的民家都要住在钱署里，平衡他们铸钱的标准和样式，去掉不纯正的假钱。去年春天下令禁止的新钱，可以同时使用。从今以后，铸钱则要全部按照官方的标准样式，，老百姓铸一万个铜钱，官方收取三千个做为税收，严格检查监督在外未经官方准许的私人铸钱。”
丹杨尹颜竣反对沈庆之的建议，他说：“一个铜钱重五铢，这在汉代就已经确定下来，从魏、晋以来没人敢改动这个标准，实在是因为用这种重量的铜钱使得商品与货币价值均衡，若要改动重量就会造成伪币的产生。现在说去年春天禁止的假钱可同时使用，如果铜钱无论大小轻重都可通用，而遵守朝廷铸钱的重量和样式，则对老百姓个人来说获利很多，于是造成伪造假钱的泛滥，私造铜钱和剪凿古钱便都无法禁止，在商品交易和货币的使用上，等不到完善和足够，就使官方铸造的大钱全部消失，不出几年时间，官方大钱就会全部化为小钱，都被私家熔化盗凿铸为薄小的假钱了。目前新颁布的禁令才刚刚实行，铜钱的样式尚未统一，马上又自行停止禁令，这样做不足以贯彻皇上的想法，只是造成国库的空虚匮乏，实在是重大的忧患。现在纵是允许使用民间铸造的小钱，官方也没有增加赋税的道理，老百姓尽管富足了，但不能解决官方的贫乏问题。只应减少消费，去掉奢侈，一心实行节俭，那么求得富足的办法，没有什么比这更为妥善的了。”
议论此时的官员们又认为铜材难得，应该铸二铢钱，颜竣说：“议事官员认为库藏空虚，应该再行改铸。天下的铜少，应该减小铜钱的样式重量，以挽救因铜少、无钱、库空的不良循环来救国富民，我认为不能这样。如果现在铸造二铢钱，让新的小钱随意通用，这对官府不能解救财政匮乏的困难，而使民间作奸犯科伪造假币的风气愈加兴盛，将会把天下的货币破坏殆尽。那么空洞的设立严禁，但因利益太大而难以真正禁绝，不到一两年，其弊害就不能再加挽救了。老百姓害怕大钱改为小钱，加上害怕最近刚宣布的禁令，这样在市井民间不会造成纷争骚乱。长远的利益还不曾看到，然而眼前的祸害已经到来，只会使富商得意，贫民穷困，这都是不可实行小钱的原因。”
刘骏于是制止改造小钱的计划，不久刘骏又想起用沈庆之，让何尚之再去劝他担任职务，何尚之反复陈述了刘骏的意思，沈庆之笑着说：“沈公不像何公，去了又返回。”
何尚之听了很不好意思，这才停止劝说，于是任命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任命太傅刘义恭兼任扬州刺史，任命竟陵王刘诞为司空，兼任南徐州刺史，任命建平王刘宏为尚书令。同时任命已故氐王杨宝宗的儿子杨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杨头是杨文德的从祖哥哥，杨元和虽是杨氏的正统后代，但朝廷因为他年纪尚小和才能较弱，而一直未给他正式任命官职，因此氐人的部落没有认定的头领。杨头早先戎守葭芦，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弟都被魏国抓了去，而杨头仍然为宋国坚守领土没有反叛之心。
雍州刺史王玄谟上书说：“请任命杨头为葭节、西秦州刺史来安定和谐氐人部落，等过了几年之后，杨元和稍微长大了，就让杨元和继承祖先的旧职。如果杨元和才能与官职不相称，就把职位让给杨头。杨头能够保卫汉川地区，使这一带没有敌虏的祸害，而他那四千户人家的荒凉州郡不值得可惜。如果葭芦守不住，汉川地区也没有安全的道理。”
这时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与随从人员制作檄文，自称楚王改年号为永光，设立文武百官制作成一种游戏玩耍。他的长史王翼之把刘浑的檄文等手迹封好呈送给刘骏，刘骏下令把刘浑贬为庶人，迁徙到始安郡，派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戴明宝诘问斥责刘浑，然后逼迫刘浑自杀，刘浑死时才十七岁。
宋国的雍州管辖的多是侨置郡县，王玄谟向刘骏请示说：“侨置的郡县没有实际的领土，新旧郡县名称造成错乱，收租课税也不能按时完成，请求都按实际领土设置郡县。”
刘骏于是下诏把雍州的三个郡十六个县合并为一个郡，这些郡县的流民不同意编入户籍，竟造谣说王玄谟向谋反。当时柳元景的宗族最强盛，他的同宗堂兄弟们多是雍州各郡的太守，也想乘机消灭王玄谟。王玄谟命令雍州官府内外平静，勿要乱动，来消除众人的迷惑，同时派使者飞驰向刘骏报告，详细陈述事情的经过。
刘骏知道流言不是真实，就派主书吴喜抚慰王玄谟，并且回答王玄谟说：“七十岁的老翁，谋反又想追求什么？我们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足够可以相互保护，卿且当做一场笑话，伸展开你的眉头吧！”
王玄谟向来性情严肃，从不随便言笑，所以刘骏说这种话来取笑他。宋国原有的习惯，主府州郡内部讨论事情，都要写下当时所讨论的事情，设置一位典签官主持这一工作。宋代各位皇子担任各地刺史时大多年纪幼小，当时的皇子都用亲近的随从兼任典签，于是典签的职权就变得大了起来。
到这时候，虽然是年长的王族担任各地的刺史，或是出身平民的高官外出驻守一州，都是由典签负责发布命令，执掌政务中枢，而刺史不能专掌政令。到宗毂担任豫州刺史，临安人吴喜为典签，宗毂刑罚政务的实施，吴喜常常多次违背或固执己见，宗毂大为不满，说：“宗毂年纪将近六十，为国家竭尽生命，才得到一个州，就像升斗那么大，不能再和典签共同管理。”
关于典签一职，«南史•吕文显传»中记载说：“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之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
按照当时文献的记载，典签是南朝在地方长官之下典章机要的管制，又称主帅、典签帅或签帅。当时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前叙所论事，后书某官典签，府州皆置典签掌管。典签制度的兴起，本是中央为了抑制地方，维护皇权而实行的制度，但典签制度导致州府执事多门，刺史位重权轻，严重削弱了封建王朝在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能力，进一步加大了皇帝与方镇的矛盾，加剧了南宋政局的动荡。
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在于典签到了后期权势越来越重，在中央对地方方镇采取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典签在地方拥有的权力极大，成年王子或异性大臣出镇，也都由皇帝内出教命，刺史不能专断，例如宗毂任豫州刺史所施政刑，因为典签吴喜公经常反对而无法执行，典签每年数次到达京师，向皇帝汇报地方诸王的行事表现，皇帝问以方镇刺史的政绩，刺史行事之美恶，皆系于典签之口，于是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郡。
刘宋中叶以来，中央和方镇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是典签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宋文帝刘义隆时，这一争斗已露端倪，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员外散骑侍郎孔熙等欲拥立彭城王刘义康，事泄被诛，刘义康受到牵连而废。过了两年，又与账户诞世等人谋反，聚众据郡，复欲奉戴刘义康，刘义康这次就罪不容诛了。
刘劭弑父篡位，把中央和方镇的矛盾推向了公开化，其弟武陵王刘骏首先传檄州郡起兵声讨，随后荆州刺史刘义宣、雍州刺史藏质、会稽太守随郡王刘诞等，诸方镇并举义兵，方镇的联合势力打败了刘劭的中央军，刘骏由藩王而得帝位，这对于诸王方镇更不得不有所防范。刘骏对诸王方镇进行严密的控制，典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典签制度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寒人的崛起，南朝门阀制度盛行，士族日益腐朽，务实勤政者被人讥笑，连一些刚出头的非门阀官员也难免受其影响，皇帝也没有办法。为了维护皇权，以年龄尚幼甚至无才的皇子出任地方藩镇，并且派出同宗异姓大臣辅政，为了防止他们弄权，于是皇帝又派出自己的心腹来约束他们，表面上伺候皇子的饮食起居，并且帮助地方官员处理公文，实际上对地方诸王及辅僚起着监视的作用。
典签制度是封建中央集权与分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专制皇权直接控制地方政权的表现形式。典签是南朝皇权与寒人结合的一个产物，也是寒人兴起的重要体现之一。皇帝采用典签制度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使皇帝与诸王之间，由亲属关系变为上下级关系。典签权重，全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造成骨肉相残，政权相继为素族所夺。君主通过典签制度和监视地方军政，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虽不无作用，但终不能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