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

　　钱锺书先生1979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方志彤教授，是钱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好朋友。中国“文革”的时候，海外盛传钱锺书被斗死了，钱先生见到方教授便引美国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名言笑说：“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报告我死亡的消息实在太夸张了。”）钱先生那天用优美典雅的英语和我们交谈。他走后，方教授极力鼓励我用英文翻译出版不久的《管锥编》，我没有全部翻译，选译了大约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翻开《管锥编》，我们起初会感到眼花缭乱，它的段落非常长，没有小标题，除引述了中国各朝代各体裁的文章外，还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来，对它艰涩的文字稍微习惯后，就会感到眼前的文体似曾相识，为什么呢？因为《管锥编》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我们可以说，《管锥编》的前身，包括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基本上同是中国古书的读后记。《管锥编》里的读后记和这些清代札记里的读后记篇幅相若，作者学问渊博，围绕着文本里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意象，随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对经书、文学、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学、社会风俗各方面的见解。

　　如果说《管锥编》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那么除了引用东西方文献外，它与清代札记有什么分别呢？首先要问，这些读后记所讨论的文本是否一样呢？我们发现《管锥编》讨论的文本的范围，有异于清代札记。

　　清代札记普遍的结构是，开始时顺着传统经史排列写下来。后面则不依照文本，随意专题发挥。钱先生的《管锥编》涵盖了十种古书，大体说来从头到尾都顺着文本写。选择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诗经》外都很特殊，不选《春秋》而选《左传》，《尚书》、《礼记》、《周礼》一概不谈，讨论《史记》而不讨论曾被不少人认为比《史记》优越的《汉书》；后一半专门讨论《太平广记》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我们知道《太平广记》收集的是《太平御览》没有收入的志怪小说，不但不是经典，而且属于下层社会，清代学者很少研讨它，更不会把它与经书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然收罗了不少名作，但内容庞杂，很少有清代学者把它当作一部著作研究。钱先生竟然把这部成于清代的集子逐篇研讨，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和美学，另一方面体现了其独特的思考方式。钱先生试图在这些琐屑的篇章内，找寻相关的思想与价值。他一向对经过系统化的思想存怀疑的态度，特别喜欢挖苦各种理论，这点大概是他和清代学者最大的差别之一。

　　很大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认为他们常常文学和历史不分，不明白文学的“真理”有异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他又觉得清代学者评估古人时，往往过于注重著作而不审视这人的整体言行，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同时代的人的评语，他主张所有的资料都要兼顾，资料本身互相矛盾时，也不能为方便起见自圆其说；钱先生还批评清代朴学提倡一个一个字推敲地读经书，他认为逐字解释有严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关情感的词汇，聪明的读者必须考虑到整个语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这可以说是钱锺书对清代朴学的一种补正。

　　钱先生与清代学者最大的不同，当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学传统。他谈到古书某一句话、某一个意象，或某一种概念，可大量举出西方文学中相似或相反的话语或概念，他不时用西方例子来反驳清代学者的论点，或引用来做佐证。一般来说，钱先生选定了要讨论的段落某一个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国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把钱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当代的都有，而中文则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论或例子，当代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我们知道钱先生着手写《管锥编》，是1971年开始的，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要问，他决定写《管锥编》，决定怎样写，和“文革”有没有关联？

　　钱先生在1942年写《谈艺录》的序时，提及当时的中日战争，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接着说：

　　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

　　匡鼎是前汉一位学者，据说他讲《诗经》会令人开心地笑；赵岐为躲避敌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生活，有人说他的《孟子注》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钱先生在战乱的时候写《谈艺录》是要学匡鼎和赵岐。

　　恰恰30年后钱先生《管锥编》的序怎么写呢？这序非常短，以下是全文：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无论对外在的环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时局不好，因为“豕苓”“桔梗”都是用来医病的。虽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说对时势完全无补，可是有心人若仔细查一查，就发现所谓“木屑”“竹头”并不像乍看下那么没有用，因为典出自《晋书》陶侃的传。陶侃监督造船的时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头都不准丢，保存下来，别人多年后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举行朝廷大典时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场，竹头则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时候当钉子用了。

　　钱先生写《管锥编》时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里才透露。这篇序虽然用中文写，国内也许很少人看到。德国女学者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讨论《管锥编》与杜甫的书，请钱先生替她写序，钱先生的序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交通工具日渐发达，旅游事业就愈来愈兴旺，所谓“比较文学”也几乎变成了它的副产品。语言文字的挑衅性的障碍仿佛随着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几世。那时候，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旦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这个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这里，钱先生直爽地说到他用典雅的语言，迂回隐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让一般人看不懂，因为这东西是“私货”。他说的“日旦诺夫”今译为日丹诺夫，是苏联斯大林手下专门对抗知识分子的高官。钱先生这里把《管锥编》定位为比较文学。1948年，苏联作家协会会长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日丹诺夫的指导下批斗刚出版《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的犹太裔作者Isaac Nusinov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因为Nusinov竟敢搞比较文学，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后来苏联的领导人常常用这句话批评对中央政府不够“忠实”的知识分子。

　　我们要问，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有没有批评“文革”呢？直接批评当然没有。但他在第二集讨论老子那一章里，批评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义，又反对老子的愚民政策，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当时“文革”的各种现象。

　　当然，《管锥编》还有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完全无关的种种方面。它用新观念解释古经书，补正清代学者的缺点，还对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思想史有丰富的贡献。

　　作者简介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年生，美国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宋代思想史、美学以及文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