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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虹:舞台上的美丽新世界

  • 编辑: 纪黎初涵
  • 发表于: 2015-04-25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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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象

  人生的意义在于

  找到它的背面

  陶虹,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1998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曾参演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黑眼睛》《美丽新世界》,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贻笑大方》《空镜子》,话剧《建筑大师》《四世同堂》《长夜》等,获华表奖最佳女演员、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奖项。

  第二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期间,3月27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长夜》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作为女主演的陶虹再次来到天津,她说她也算是半个天津人,“我爷爷、奶奶和我爸爸原来都在天津住过很长时间,我爸爸在天津上过学,我拍戏来过天津很多次,电影《黑眼睛》就是天津电影制片厂拍的,也是在天津取的景。”短短几句话,拉近了她与天津观众的距离。

  话剧《长夜》聚焦外地务工人员,陶虹扮演的女主角“嫂子”,丈夫去世后,独自带着女儿支撑起一个是非不断的饭店,还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人。

  可以说,这部话剧“戏”都在陶虹身上。前半场,陶红给观众的感觉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当她说出隐藏在心里8年的失误时,她变成一个精神几近崩溃的泼妇,让人生畏。最后,她从忏悔中缓过神来,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意志坚强、头脑冷静的“大家长”。舞台上的陶虹,没有以招牌式的微笑示人,却将角色拿捏得更加准确。

  经过第一场“撕心裂肺”的演出,记者在演出间隙见到等待第二场演出化妆的陶虹,和她聊起她的“戏外人生”。

  很多年以前,北京市体委水上芭蕾队到北京少年宫舞蹈队选运动员,不满10岁的陶虹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第一代花样游泳选手。经过数年苦练,她和队友在七运会上获得花样游泳冠军。

  随后,幸运之神再度降临,她成为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女二号”于北蓓,从此走上演艺道路,中戏还没毕业便接演电影《黑眼睛》,收获了多项大奖。近年来,伴随《建筑大师》《四世同堂》等一系列作品,她又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她说,话剧更像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上班赚得不多,但小菜场买买菜,回家炒个菜,做个饭,肯定也够了。”

  和陶虹聊天,每抛出一个问题,她都会在几秒内迅速完成思考,给出的回答并不是早就准备好的“行货”,逻辑清晰,擅用比喻,完全没有女明星的架子,随和的气质下,流露出聪明善良的内心、饱满立体的灵魂。

  她确实非常爱笑,这个招牌式的笑容让人觉得真诚自然,有特别强的感染力,很多观众也由此记住了她。

  她应该属于活得比较轻盈的人。近几年,丈夫徐峥在导演事业上大获成功,妻子陶虹的名字时时刻刻被绑定,大家逐渐淡忘了她超乎常人的成长经历、日臻成熟的演技和在话剧舞台上的耕耘与付出。谈到家庭和孩子,她说孩子让她看到“人生的背面”。而相对于电影和电视剧而言,话剧其实也可以说是陶虹“人生的背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背面”,她的人生才变得更加丰盈,更有深意。

  归根到底要把人物的心理演准了

  记者:从《四世同堂》里的胖菊子,到《长夜》里的嫂子,从形象和年龄来说,都是和您本人有较大差距的角色,您是有意在话剧舞台上挑战自己吗?

  陶虹:其实我一直是个特别不安分的人。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常常演跟自己的年龄没什么关系的角色,什么老太太啊,中年妇女啊,小孩儿,小男孩儿啊,恨不得想演男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戏剧太好了,完全可以颠覆掉被框定的自己,可以随便穿梭于各种时间、各种年龄段、各种身份和形态中。后来到了大学三年级,有电视剧剧组来找我,我才开始演跟自己的年龄相似、相仿的角色。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真要当一个演员的话,可能面对更多的角色是跟你年龄相符的,然后就开始收了心,在戏剧作品上也开始做一些跟自己年龄相符的作业。

  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我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对于一个专业艺术院校出来的学生来说,如果连一个人物的形态都演不好,那简直就是没好好学。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这些是挑战,现在让我演一个十几岁的角色也不是问题,尤其在舞台这种状态下,更不是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要拿你的脸来演。影视作品没办法,就要靠脸吃饭,相比之下,舞台作品更多的是全方位的塑造,声音、形体、姿态、装束,整体印象给人的感觉是多大年龄,然后再通过表演,演出符合人物年龄该有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要把人物的心理演准了。

  比如,《长夜》里“嫂子”这个角色,她是我们所说的外地务工人员,从年龄上和我平时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有一个满18岁的女儿。几场演出之后反响都不错,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一定是人物的心灵。到最后,发现无论演什么年龄段的角色,当你把想表达的人物情感的部分演得很准确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观众会忘掉那些外在的东西。

  记者:很多人说您通过《长夜》这部话剧转型了,出演这部话剧给您带来了哪些收获?

  陶虹:最初这个戏要在国家话剧院组建13周年的庆典演出中登台,实在是时间紧,任务重,本来定的演员因为生病不能来,是个突发事件。最初导演心目中的第一人选不是我,第二人选不是我,甚至第三第四第五人选都不是我,就没往我脑袋上想这个角色。但是最终命中注定这个角色却落在我头上,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我不合适,但我其实一点儿顾虑都没有,我觉得我演了,这个角色就是属于我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只要是干了这件事,就花的是我的生命,我就不应该应付,我不能应付我的生命。所以,竭尽全力把它做好吧,做下来以后效果很好,并不是因为运气好,我觉得真的是我和所有演员、工作人员都很努力,在这件事上都很拼。

  很多人会讲说,陶虹通过这个角色转型了,但对我来讲真没这个概念。我演《四世同堂》,也有人觉得我要转型了,因为演了一个丑角。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话剧舞台有魅力的地方,可以演各种各样想不到的角色,在影视剧中就很难。很多人说,你都不演坏人,我说我演过呀,我演坏人别人不信,因为我长得太像好人吧。

  记者:对您来说,话剧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陶虹:话剧舞台有温度。影视剧不管拍成什么样,演员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跟机器交流,观众的反馈也不是立刻就能知道,拍下来以后,要等一个漫长的后期制作、发行,才能跟观众见面。但话剧不一样,演员表演的同一时间,观众就接纳了,观众会反过来传回给他的信息、他的情感,是一个相互感应的过程。我一直想说,其实我是中戏毕业的,分配到话剧院,话剧演员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希望留给我的本职工作一些精力、空间。一方面是它能够帮我积淀很多好的东西,让我能够在艺术上获得沉淀的机会;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的本职没干好,别的干得再好都有点儿不好意思,都觉得这真的是不务正业。

  演戏就是表现对生活的感受力

  记者:虽然您强调话剧是本行,但对观众而言,更多是通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空镜子》等影视剧作品认识您的。

  陶虹:电影对我来讲是启蒙的东西吧,因为如果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可能我也不会干这行,这完全是一个契机,所以我对电影有一种情愫。电视剧让我变成家喻户晓的人,就是走到哪儿人家都能认识我,而且我确实从这个好名声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比如在大街上有人对你说喜欢看你演的戏,其实你会觉得很幸福,因为可以得到那么多陌生人的爱。

  记者:您是职业运动员出身,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您走进大众视野,《黑眼睛》让您获得了很多奖项,得奖时您才26岁,心态上有很明显的变化吗,比如说会有些浮躁吗?

  陶虹:因为演《黑眼睛》的时候,我正在外地演一个电视剧,然后陈国星导演打电话找我去试戏。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戏已经筹备两年多了,原来定过好几个女演员,因为筹备时间很长,好像是原来的主演等不及,去演别的戏了。所以我觉得这命中注定就是我的角色。后来,得奖之后,我的心态也没有太大影响。可能我跟别人说人家不大相信,我从10岁进运动队,就是队里所谓的技术尖子,然后是二号,后来变成一号,到最后就是唯一一个进国家队的,然后拿到当时国家队的最好成绩,后来又是全运会冠军,一路走过来,我参加过的比赛、得到的奖已经很多了,我并不觉得电影的奖和游泳的奖比起来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无论怎样,不还是得从头开始吗?今天就算得一个全国冠军,明天不是还得从零开始吗?重新拿一套动作,重新一点点地练,练到最后拿它去参加下一次比赛,还能不能得冠军就不一定了。所以,我并不觉得得奖这件事情有多么突然,当时我就是告诉自己,你转行了,你在这行是称职的,你可以继续演了,我只是这么想。

  记者:我觉得您的心态一直特别好,以前看过一个采访好像说,您演《阳光灿烂的日子》时还不是专业演员,第一次演戏完全不晕镜头。

  陶虹:对啊,因为我们原来比赛也都得拍下来,拍下来以后看回放,教练不停地说,这个动作不对,那个也不对。然后再练习,再拍下来。有一次参加国家队的比赛,我还客串过摄像师。我对“观演关系”这个事,其实比一般人认识得早,我知道怎么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技术动作的问题,也知道怎么拍会拍得比较漂亮,这个我在之前就自己“玩”过了。所以到试镜的时候,不过是表演,不就站在那儿,笑啊说话啊什么的,很简单。有时候大家把这件事想严重了,还没发生,自己在心里面先翻了无数个儿,在翻的过程中,已经把自信心打掉了。其实有些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你要相信自己是天然的,是真的,是最好的,那么你就是最好的。

  记者:这几年您演影视剧的节奏明显变慢,除了照顾家庭,还有其他原因吗?

  陶虹:我觉得与其去演一些无关痛痒或者不一定合适自己的角色,那不演也罢。这个时代在不停地变换,很多导演对影片的诉求就是票房、票房、票房,所以他们在寻找演员的时候,不是特别在意这个演员会不会演戏。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或许是能不能出来好电影的一个坎儿,当有一天大家能够迈过这个坎儿,可能对于我这样的演员来说,选择的余地反倒会大一些。我到这个年纪,也是觉得演不演无所谓,歇会儿有歇会儿的好,让自己完全生活在生活中,会知道自己就是不带有任何标志的普通人,那么对生活的感受力会更真实。

     也许有一天我会做导演

  记者:当初报考中戏,您是想考导演系,但那届导演系不招生,才报考了表演系,现在您会考虑像徐峥那样演而优则导吗?

  陶虹:刚上中戏时我们班同学都说,将来我肯定不会当演员,肯定当导演去。因为我上学时好像干导演的事儿比干演员的事儿还多。我对表演也不排斥,但也没觉得这会是我未来的职业。我一直觉得像周迅或者郝蕾那种特别敏感、特别感性的人才能当演员。我这么理智的一人,怎么能当演员呢?不太相信自己会当演员。后来我经过专业学习,发现也未必,感性还是理性完全是一个人的选择,要看你这件事上是想理智还是想感性,是想用心还是想用脑子,都是可以换频道的。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做演员也很好。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演员当得实在太顺了,就像你说上来就拿一堆奖,我觉得自己被一种暗暗的力量推着往前走,有点儿忘了我的初衷,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初衷捡回来。

  记者:如果有机会当导演,想拍什么样的戏?

  陶虹:一个人之所以想做导演,一定是因为他有想跟别人分享的思想,有想说的话、想表达的东西,如果没什么想表达的,为什么要当导演?或者还有一种职业导演,别人想表达什么东西,他用技术性的手段帮别人表达,但是这个不是他自己心里想表达的。像我这种本身不是职业导演,如果有一天要做导演,一定是拍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比如说,徐峥导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卖钱,别人一下子给他十几个剧本,都让他来当导演,那不一定行的。他没有感受,怎么能做好呢?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另外从某个角度来讲,演员能成为好导演,是因为占了一个便宜,就是遇到过不同风格、不同年龄段、不同经验的导演越多,学来的本事就越多。

  记者:您和徐峥的婚姻一直以来倍受关注,您怎么看待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陶虹:婚姻生活就是你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呗。打个比方,在中国的游泳比赛现场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游泳馆里面每个人都有专业分工,专门检录的、专门放音响的、专门的广播员。而在国外就不是,这个人给你检录完就跑那里广播去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拿这份薪水,如果没干那么多活儿,他的位置就会被别人替代。生活不像工作,老板说你必须干这个,这个就是你分内的事,那个不是你分内的事。

  当了母亲之后我发现,孩子绝对是你的师傅。你要是没孩子,你不知道人生有那么多的地方是你的盲区,她为你打开了你生命的背面,你原来只看这一面,你转过身发现,原来这里有一个你从未发现的世界。当了母亲之后,对演好母亲这类角色也挺有帮助的。比如,在《长夜》里面,我每次看到演我女儿的那个女孩子说到“明儿个就走了”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哭,就想着我闺女有一天要真嫁出去了,不知道我会是啥心情。

  陶虹说

  我眼中的三位话剧导演

  这几年我出演过《建筑大师》《四世同堂》《长夜》等几部话剧,幸运的是,这几部话剧让我遇到了林兆华、田沁鑫、查明哲等几位中国话剧舞台上非常有分量的大导演。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导演,就是因为他们坚守自己的特色,从不怀疑自己的追求,这是让我非常敬重的地方。

  像林兆华导演,他从40岁第一次排《绝对信号》的时候,就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到现在他还一直像一个小年轻、一个愤青一样,只走自己那条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戏剧冲动从没有改变过,让人相信对于戏剧的热爱和理想的坚守跟年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田沁鑫导演不一样,她很有韧性,因为是女导演,又有一种柔性能够化解看似尖锐的东西。不管时间多紧,她都能够很温柔、很准确地让每个作品呈现出她想要的效果,这是她的功力所在。她身上有很多特别可爱的地方,我每次看到她排戏,都觉得她的精神能够感染我,让我自己也想排一个戏。田沁鑫导演现在炙手可热,各种行业都在找她,她有一种非常乐观的心态,觉得无论怎样都能够把这个事做得非常好。

  《长夜》的导演查明哲就又不一样了,他的戏非常尖锐,被人称作“残酷戏剧”,他喜欢那种冲击力很强、能直指人的内心和灵魂的东西。但是,他本人一点儿不残酷,是特别浪漫的一个人。查导在创作时对自己要求很高。

  当初排《长夜》,从排练到演出只有二十几天的时间,所有人拿了剧本都有点儿崩溃,大家都说:“啊,这个就要排啊,就那么几天就要演啊,不是真的吧!”但是查导肯接这部话剧,那说明这个剧本本身的基础还是有分量的,然后看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把这件事做好。这部戏第一次呈现在舞台上,就收获了很多好评,这真是查导的功力。

  我们这个戏在北京连演了9场,基本上演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们还在修改、调整。然后到天津来演出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修改,所有人都希望这部戏能更完美。查导近年来一直潜心于这种完全原创的现实主义作品,最近正好刚刚退休,别看他退休了,但是变得更加抢手,很多外地剧团都来“抢”他。(记者 丁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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