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35年，属猪。据说属猪的人心地善良，宽容别人，忠诚朋友，工作上沉稳淳朴，可信度高。父亲正是这样的人。
父亲的童年极为不幸。3岁的时候母亲突然病故，7岁的时候父亲走亲戚的途中被抓了壮丁，至今生死不明。成了孤儿的父亲与老弱多病的婆婆、爷爷相依为命，过早地领略了生活的艰辛和残忍。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怀着满腔的热情，加入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并历任生产队长30年。在任队长期间，父亲多次被评为先进和劳模，有几次徒步三百多里的山路去县城开会，领回来的仅仅是一张奖状和一套毛泽东选集，这在当今人的眼里，实在难以想象。文革期间，造反派来生产队破坏生产，父亲毫无惧色地对造反派大吼：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种田人不种庄稼难道喝西北风去？父亲硬是将瞎胡闹的人赶走了，不少社员为父亲惊出一身汗。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一位外地分来的田老师一边领着学生读《黄帅日记一则》：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的威信……一边为自己的前程深深担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便有人对小学老师落井下石。学校附近的一位姑娘与生产队会计发生了关系，不慎怀上了孩子，生产队会计和这位姑娘急得束手无策的时候，想到了嫁祸于人。这位姑娘豁着脸夜晚去了小学老师的单身宿舍，多次纠缠老师，让涉世未深的老师与她上了床，过了段时间便神秘兮兮地告诉老师她怀孕了。小学老师吓得魂不附体，甚至想到了自杀。旁观者清。父亲在劝慰小学老师不要害怕的同时，一方面悄悄地做这位姑娘的工作，让她说实话，队里给她假期去做了人流，小学老师才转危为安，会计受到了留党查看的处分，而父亲却因此遭到了会计的无情报复。没读过书的父亲目不识丁，会计拿着一张两百多元的欠条说是收条，让父亲盖章。父亲按照会计的指点盖过章之后，早已将这件事抛到脑后。第二年秋天清理组清理会计贪污案时，通知父亲去了大队里，父亲如坠云里雾里。父亲一遍又一遍向清理组人员讲述当时的来龙去脉时，清理组对父亲说的话深信不疑，可是白纸黑字，又有父亲盖的私章，成了有理说不清的证据，父亲只得赔了这笔钱，一年的工分算是白挣了。
有了这次沉痛的教训，父亲就特别注意子女的读书问题。但因为穷，他的六个儿女中，就我是高中毕业。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粉碎四人帮，抓纲治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县里招了两个重点初中班，我有幸被重点初中班录取。当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手抖得历害。因为我知道读重点初中班比读普通初中的费用要贵，花费要高，而家中一贫如洗，哥初中没有毕业，两个弟弟正读小学。父亲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别担心，我就是拆房卖瓦也让你把书读完，你考取哪里就读到哪里。”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送我上学的情景。那时还没有公路，近一百里的山路全靠两条腿来完成。我们天一亮就启程，无数次的翻山越岭之后，来到了清江边，给船夫交了五分钱之后，渡船将我们送到了南岸。顾不得休息，又急急地赶了二十多里山路，来到了清江边另一渡口，收了五分钱的船夫将我们送到北岸后，学校依稀可见了。来到学校时，已是日落西山，父亲帮我报好名之后，所带之钱仅剩一角的过渡费了。天色将晚，回家无法过河，住旅社又无钱，父亲只得穿着衣服在我的床上过了一夜。那一天仅仅靠一碗懒豆腐和几个冷洋芋充饥。第二天父亲空着腹匆匆赶路，想到他要饿着走百来里山路时，我心如刀割 ，却又爱莫能助，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泪水滂沱。
可是，我辜负了父亲的希望。父亲艰难地支撑着我读完高中，我高考却意外地落榜了。只是微小的差距。老师为此还亲自来我家劝我复读，父亲却断然拒绝，他父亲回复老师的只有一句话：我已无能为力了。父亲说这句话时显得万分的痛苦和无奈，我只得假装坦然地望着父亲微微一笑，心中却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高考落榜回家的这年，正好是分田到户。我们家人多，分得近20亩土地，父亲带领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年。可是土地给父亲提了几年兴头后，让父亲觉得为难起来，虽然产量年年增，但农作物价格年年降，各种税收年年高，用于流通的钱越来越紧张。针对这种状况，父亲来了个开放搞活，说不愿种田的可以自谋出路。除了我认为在家种田有利于文学创作外，哥和大弟开始经商，小弟开了家酒厂。其实这时村子里的小酒厂几乎是遍地开花。那时苞谷不值钱，人们便把苞谷煮成酒，运到外地卖，在本地降价销售，酒糟喂猪卖，也能换成钱。村子里的人喝酒既便宜又方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喝酒能手。
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几十亩地，就我和父亲成了主要劳力。母亲除喂猪，洗衣，做饭外，也抓紧时间在田里劳作，一日三餐毫无规律，父亲困了用酒提神，饿了用酒充饥。久而久之，便嗜酒如命，时常借着酒劲拼命地劳作。我哥做生意赚了些钱后，建了新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在婚姻上眼光过高，不是这个女人不够漂亮，就是那个女人瞧不顺眼，错过了最佳结婚时间，成了大龄青年。后来，大弟做生意又染上了赌博打牌，导致外债累累。所有这些，让父亲非常地失落，唯有一醉解千愁。看见日益消瘦的父亲，我们都很担心，希望他能节制喝酒。可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被父亲变本加厉的喝酒而击得粉碎。
2008年父亲73岁。73，84，阎王不接自己去。73岁是一个坎，恰巧父亲这年身体大不如前。一位中医为父亲把脉后，告诉父亲酒是穿肠毒药，父亲因为过量饮酒，不但内脏器官受了损，中枢神经也遭到了侵害，只有彻底戒酒，才能得到根治。父亲考虑到小弟刚满周岁的儿子要帮忙照料，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以及许许多多的未尽事宜需要父亲坚强地活着，于是父亲历尽千辛万苦地戒了酒，身体也就逐渐得到了康复。儿女们要帮父母干农活，父亲却不让，说儿女们都有子女，要供他们读书，还要为他们操心钱米，就像当年父亲为我们操心一样，都生活得不易。那年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父亲说自家的腊肉多，不愁肉吃，决定把圈里喂的那头猪卖掉后捐给灾区，这令我们做儿女的好生感动。
2009年初，父亲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可就在去找乡村医生抓药的路上，死神强制性为他发出了请贴。那天本来天气晴好，不知怎么就刮起一股风。一位在责任田边烧荒草的农民望着没来由的风发呆时，风越刮越猛。田边的火星在风的推动下，腾云驾雾地跑到了附近的荒地，逼近紧挨着的森林。这位农民一边用树枝扑打烈火，一面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救火。听到喊声的父亲拼命地向失火地点跑去。风助火威，瞬间浓烟滚滚，数丈高的火舌向四周蔓延。父亲第一时间赶到救火现场时，附近不少农民也纷纷赶到了。杂乱无章的救火有些事倍功半。父亲成了指挥员，他站在高地不停指挥着人们控制火源，砍隔离带，注意自身安全。待火势得到控制之后，父亲的衣服湿得如水洗一般，浑身筋疲力尽。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了好一会，才慢慢回家。回家后的父亲感觉四肢无力，匆匆洗了澡就躺到床上。第二天父亲竟然爬不起来。请乡村医生一检查，说是得了风寒，输了几瓶液体之后，病情似乎有了好转。
从此，父亲开始厌食，不管什么食物他都拒绝到口中去。我们时常劝父亲必须强制性的吃些东西，生命才会长久些。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也增强了他想吃些食物的动力，无奈有心无力，不得不靠打点滴维持生命。父亲剩下的生命开始在床上度过，身上瘦弱得只剩下皮包骨了 ，死神一步步逼进父亲，甚至连乡村医生都劝我们不要作无谓的努力。但我们对父亲的难舍情怀支撑着我们送父亲去大医院的医治决心。
然而，因我的贫穷延缓了送父亲去医院医治的时间。那时，我正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严重的高血压、神经衰弱让我不得不终止了外出打工，躲在家养病。妻子和读高三的大女儿也多次生病住院，让一贫如洗的家雪上加霜。贫困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父亲病情的不断加重，更让我寝室难安。那天我受了委屈，来到父亲床前欲向父亲倾述时，父亲用关切的眼神望着我，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们兄弟姐妹六个，目前只有你的负担最重，困难最大，这就是我不愿去医院的原因。你们兄弟之间难免会攀比，这会让你很为难。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死又何惧？再说我这病是很难治好的。我又不疼不痛，就是吃不下东西，浑身无力。你这段时间手头紧的话，我这里还有一些钱。”父亲说着，挣扎着坐了起来，在枕头下掏钱。我说了句我不需要钱之后，哭着跑出了父亲的房间，心如刀割，泪如泉涌，暗暗发誓要尽快将父亲送到医院。
当我费尽周折地在亲友处借得一笔钱，与大姐大哥商议后，决定叫救护车送父亲到医院。大哥去联系救护车时，父亲的呼吸变得异常微弱，口不能语，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大哥的背影，直至永远地停止呼吸。这天是2010年元旦的第三天，当人们沉浸在欢度新年的喜悦中时，我们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知道父亲离去的时候，最放不下的是大哥。大哥胆大力强，能言善辨，勤劳豪爽。父亲一直对他有所偏爱，认为他将大有作为。只是大哥说话口无遮拦，目中无人，至今单身一人，成了父亲一个未了的心愿。
父亲的去世，哭得最伤心的是我的母亲。母亲悲痛万分的哭着说，父亲在同年人中遭难最多，现在本应安享晚年，却又疾病缠身。父亲生病期间，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本指望父亲能尽快地好起来，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光，那知父亲狠心丢下母亲一人先去了。
望着父亲的遗像，我总是忍不住泪水长流，总觉得他没有离开我们，他似乎在望着我微笑，在耐心地听我泣诉，细心地对我叮嘱。可当我手扶七尺长棺，对着父亲的遗体千声呼唤，万般哭泣的时候，却得不到父亲的半点回音，我知道，父亲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父亲，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淡出了我的视线，把无限的哀思和长久的悲痛留给了我和您的亲人们。您的身影，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亲情总在心中汩汩流淌。谁说青山不老，谁说绿水长流，人世间的一切都会老去，唯有爱永存心底。在我的梦中，总觉得有您的身影。父亲，您我虽然阴阳两隔，但我相信您同我仍有一种心灵感应，您一定会时时感受到亲人们那份怀念您的情意。
时光是一棵树，日子一叶一叶地掉下来。转眼间父亲父亲已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五年来对父亲的思念从没停止过，但已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就在父亲去世五周年的那一天，父亲的坟前响起长时间的鞭炮声，我的泪水又开始翻江倒海。
我是踏着鞭炮声跑步赶到父亲坟前的。我很惊奇地看到父亲坟前跪着一位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陌生男子，正大把大把地烧着纸钱，红焰青烟中焚烧的纸钱如黑蝶飞翔。我并不很轻的脚步声让这位陌生男子站了起来，并与我的目光足足对视了两分钟。当陌生男子确定我的身份后，有些肯定地问我：“我是谭书记的儿子，你一定听你父亲提起过我的父亲吧？”我对陌生男子的话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陌生男子有些急切地说出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时1970年夏天，父亲去县里参加劳模会，半道遇上也去开会的谭书记，便结伴而行。因天气特热，谭书记不幸中暑，晕倒在地。父亲背着谭书记整整走了一夜，天亮后找到一家大队卫生室，才将谭书记从阎王爷那里拽了回来。事后谭书记从大队书记提升为公社书记，多次准备来对父亲表示感谢，却未能成行。因过早患上不治之症，临终前一再告诫儿子帮他完成遗愿。儿子也因移居外地，给遗愿开了空头支票。直到数次读到我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才知道父亲也去世多年。
可是父亲生前并没有与我们提起过这件事。通过这件事，我思考了许多我原来不曾想过的问题。面对腐朽思想文化和丑恶现象，不少人感叹当今社会世风日下。我却认为，浮云遮住的不是璀璨的满天繁星，而是我们发现的视线。无论是登高望远，还是环顾左右，更多的是坚守纯洁与高尚的人们。就像我的父亲，他只是普通而平凡的农民，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炫目的财富，却以人性的光辉，像哲人一样叩问着我们的灵魂，像太阳一样照亮我们的精神大厦。
永远怀念您，我敬爱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