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独行者”在路上

　　上世纪末，包括摩罗、孔庆东和余杰等人在内的一批青年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随笔集，在高校乃至学界造成了很大反响，其中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因为对知识分子境遇的深刻反思被无数学子反复研读，其“独行者语录”也被广泛流传。而在十余年后，摩罗著写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却遭到非议，许多长期跟随他的读者愤然离去，媒体纷纷以“反差”、“堕落”乃至“精神错乱”等苛刻的词汇加以指责，一些老友因此书与摩罗“割袍断义”……如潮的批评中，摩罗并未做太多辩驳，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写作与研究。日前，记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中偶遇摩罗，并与他就被读者关注的一些问题展开探讨。
    “中国人没有劣根性”
    记者:您近期工作重心主要在哪？
    摩罗:主要做一些整理性的工作，对之前的一些文字做整理和编写，包括这几年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研究的大量资料也要进行整理。
    记者:是在这其中引发了对于国民性批判的兴趣么？
    摩罗: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国民性批判的问题，我们都是在“五四”新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五四”时期关于文化、社会结构，包括民族劣根性等问题的批判，对于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人影响至深，并且成为文化根基的一部分。在对于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中，我却逐渐发现他们在进行殖民活动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西方性格”，即灌输他们的文明高于其他文明。所谓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更优秀的说法，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于“劣根性”的长期默认，不利于中国在当下世界格局中挺直腰杆，所以我才会把这作为一个主要观点提出来。
    记者:这个观点引发了很多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指责。您想过会遭致这么多的批评么？
    摩罗:批评肯定会有。我们的文人长久活在文字建构的符号中，许多人的文化体系是由纸面的概念堆叠而成，很少有真正走入当下的经验。对于一些学者、知识分子来说，国民劣根性背后的西方文明优势论可以说是构成他们知识框架的支撑点之一，尝试对这个观点进行撼动肯定会遭致一些异议。但我不理解一些人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批评，却以“听说摩罗出了新书，我还没看过”、“我不屑去看”打头，或者是取只言片语来做文章。与写作对等的批评，我很愿意虚心接受。
    “不能因为功绩而无视其负面性”
    记者:外界许多批评的焦点，很多都集中在您的新书中对鲁迅等人的评价，说您对鲁迅的态度简直前后判若两人。如果不就书中论点而言，您对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究竟有怎样的总体评价？

    摩罗:我没有资格来对于鲁迅做总的评价，所以一直回避做这样的工作。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们在我国现代化转型中有重要作用，他们为中国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大量艰苦探索，并且贡献巨大，这种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在对于劣根性以及与西方形成的二元性对立问题上，在当时的语境下也许很有价值，今天看来是具有一定负面性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功绩而无视这点，我只是直白地把话说出来。
    记者:让许多读者最无法接受的，其实应该是您的立场转移。从关注底层到认同国家利益，这其中的思想过程究竟是他们所说的“断裂”，还是另有原因？
    摩罗:很多人都知道，早期我非常关注底层尊严的受损，在各种文章里也不断提及，并以此视角对于权力机构进行批判。近年来，随着阅读面与知识领域的拓宽，我意识到底层并非单指社会弱势群体，在国际上存在着一个更大范围、涵义更广泛的“底层”。国际层面上的威权主义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并被运用于政治空间和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就这个意义说，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底层群体。这两个底层相加，才是我思想中完整的底层关注。用断裂来形容，是不恰当的。
    “我们的创作和‘尊严’关系不大”
    记者:您曾指出，我们的文学作品缺乏尊严，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
    摩罗:我们许多作家写的东西，对于自己的描写对象带有非常主观的想象，他们不是依据实际生活经验，而是依据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来写作，是一种观念性的创作。比如写乡下人，知识精英所关注的不是作为乡下人的尊严问题，而是如何靠对于乡下人的描写完成自己脑中的理念。这种创作与描写对象的主体尊严关系不大，有相当的“工具性”。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写作还是这样，不断试图揭示、批判和剖析，这正常么？
    除此以外，自“五四”以来，文学界大量引入西方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体系加以模仿，我们的作家大部分成了“注释家”和“翻译家”。他们缺少了从社会现实中寻找问题、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品与田野脱节，与当下实际脱节，这是很可悲的。这样缺乏原创力的作品，其经典性从何谈起？
    记者:由此而言，在您看来，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否缺少了应有的担当和社会使命感？
    摩罗:总有人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特殊人群来对待，并赋予了很高的道德期盼，在我看来这本身是有问题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知识分子比其他人群对社会创造的价值更大。硬要说有的话，知识分子比其他人群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是我们所想象出的无比道德化的群体。至于担当问题，我想社会各行各业中都会有特别有良心和社会正义感、并且敢于直言的人。知识分子中也有这样的人。但在总体上，这样的人并不多，也并不该是知识分子的专属。
　　来源：中国文学网 作者：张滢莹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52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