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风情》创作札记之七：人写 写人 为人写

　　子期听懂了伯牙的琴曲：“巍巍乎若泰山”、“洋洋乎若流水”，伯牙遂视其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摔琴绝弦，不复鼓琴。《吕氏春秋》、《列子》和《警世通言》记载的这个“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告诉我们：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得知音，希望“曲高”而“和众”。于是，雅俗共赏就成为许多艺术家的终极追求。

　　雅俗共赏是个体审美理想同群体审美需求的统一，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统一。中国交响音乐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在探索中西融汇的同时，也把雅俗共赏当作共同的艺术标准。曾长期成为音乐会保留曲目的《思乡曲》、《春节序曲》、《嘎达梅林》、《山林之歌》、《瑶族舞曲》和《梁祝》，都是中西融汇、雅俗共赏的经典。

　　《炎黄风情》在商品经济的社会条件和雅俗分裂的文化背景下，力图既不孤芳自赏，脱离社会现实，也不迎合市场, 降低审美标准；既要曲高，也要和众；既要摆脱“学院派”的桎梏，又不能失掉“学院派”的精致。我并不想在创作中刻意追求奇崛险怪的“个人独特风格”，相反，要努力表现的倒是所有常人都具备的真情实感。艺术作品价值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表现人类共同精神世界的深度和使艺术接受者产生共鸣的广度。

　　希望我们的音乐走向世界，但是，如果不能走向自己的人民，所谓“走向世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炎黄风情》就是要让中国听众通过涌动于自身血脉的民歌旋律，来了解自己不熟悉的西方管弦乐。同时，也让西方听众通过耳鬓厮磨烂熟于心的管弦乐，来了解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国民歌。

　　钢琴协奏曲《黄河》执笔者、旅居海外的作曲家储望华先生，听了《炎黄风情》，写下了如下的感想：“一首交响乐队作品，在海内外有那么众多的听众。‘收视率’每每创最高，中外共赏，雅俗共赏，这是绝大的成功！比起那些孤芳自赏或和者甚寡的冷冷清清的抱残守缺者玩味的‘现代派’技法，这是天壤之别的人气。‘人气’者，何足珍贵！金钱、权力、天才，一概难买！《炎黄风情》抓住了中国民族文化和气质的本质，从民歌入手，并借鉴西洋乐队的配器和声织体结构技巧手法，老到熟练，深入浅出，从古典、浪漫、印象、现代的各个流派中，广泛汲收，为我所用，在浩瀚的悠久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提炼精选了大江南北豪迈粗犷、委婉细腻、秀丽雅致、幽默活泼的各式民歌，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代表。还看不到有其他相同相应的作品有这么样的功力、效果及成功，有这么多的上演率，有这么多的听众！”

　　储望华先生所批评的“孤芳自赏或和者甚寡的冷冷清清的抱残守缺者”，指的是那些无视传统，无视听众，舍本求末，缘木求鱼，盲目追随西方无调性、无旋律，纵向横向均无结构美感，奏者听者均无艺术享受的“新潮音乐”作品。于润洋先生称这类“新潮音乐”“是西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结下的一颗‘苦果’。这颗‘苦果’只能由西方自己去吞食，中国的现代音乐和音乐公众没有义务分食它的苦涩”。

　　在当时“新潮音乐”铺天盖地遮天蔽日的环境下，我从1979到1989年，花了近十年工夫学习西方20世纪新作曲技巧，弥补“文革”前专业学习的不足。作为教师，我包容通达，兼收并蓄，支持年轻人突破旧观念，学习新技巧，百花齐放，展示个性。但作为一个作曲家，我最终还是决定以传统作曲方法作为风格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侧重有选择地吸收现代音乐表现手段。到1990年，我创作《炎黄风情》的时候，几乎就是逆潮流孤军奋战。公开支持我的只有于润洋、李焕之、苏夏等几位前辈，卞祖善、王安国等几位同辈以及《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等几家专业期刊。苏夏教授在《人民音乐》撰文说：“他们有理想，音乐创作基本功扎实，才华横溢，他们并非不懂现代技法，只是由于对生活的态度上或审美尺度上的差异使他们不愿意那样写。在这个艰巨的时刻，第一个破土而出在节目单上响亮地标示出‘植根民族传统，跻身世界乐坛’口号的鲍元恺作曲的管弦乐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的首演，在中国近代音乐创作史上具有乐风转机的意义。”

　　《炎黄风情》获得了国内外众多乐团的广泛欢迎，通过他们的演奏，更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音。中国当代音乐史专家梁茂春教授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潮音乐’蓬勃兴盛的时期，鲍元恺走出了一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交响音乐雅俗共赏的路子，引起全国的轰动，受到世界的欢迎，成为中国当代管弦乐创作的一座丰碑。当中国的新潮音乐只囿于小范围的专业圈子里鉴赏的时候，鲍元恺的管弦乐小曲却在广大听众中找到了知音。在世界上，也有数不清的各国交响乐团演奏过《炎黄风情》……他在‘新潮音乐’的重重壁垒中突围，从作品传播的广度来说，鲍元恺一骑绝尘，领跑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交响音乐。”

　　我的音乐，坚持“人写、写人、为人写”三个原则，毕竟“画鬼容易画人难”。人写，就是用人的情感写，反对五花八门的计算式作曲和所谓“电脑智能作曲”；写人，就是要展示人的七情六欲，人的灵魂风骨；为人写，就是要雅俗共赏，深入人心，曲高而和众。正如梁茂春先生所言：“为了人，中西可以含化，新旧能够通融，雅俗不妨交汇。”（鲍元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