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草根诗会：当巨大的沉默被朗诵出来

　　“我们想看看，这三样边缘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奇观，产生什么样的能量。命运交响，有诗为证，底层的声音或许微弱，但聚集起来也将成为历史的证言。”

　　小剧场里，观众席的灯光暗下，舞台上的陈设分外引人注目：朴素的书架，上面摆了书刊杂志和两个黄颜色的安全帽；地板上散落着木头板凳，一个三角桌上摆着相框，里面贴着不同字体的“新工人”；一旁的立面上贴满了各行各业一线工人的特写照片，同时还斜倚着一把吉他，旁边不远处立着的，却是一把锯；地上，有一部落满灰尘、样式很“久违”的收音机，另一侧的矮橱柜上还有一部同样怀旧的电视机……

　　5月23日、24日两天夜晚，“我的诗篇——草根诗会”在天津大剧院小剧场举行。继在北京皮村举办工人诗歌朗诵会后，天津大剧院邀请草根诗人们赴津，走上舞台向大众朗诵自己的诗歌。诗会的主角，不是耀眼的明星，不是著名的作家、学者，他们，来自我们身边，来自一个庞大却又沉默的群体，他们，被称为“草根诗人”。

　　沉默的诗篇遭遇沉默的票房

　　这场天津大剧院的草根诗人朗诵会经历了几度波折，原本定于3月底的朗诵会因为票房情况不佳，延期到5月底。然而在演出前两天，天津大剧院公开票房数据——两场演出一共售出40张票，第一场30张，第二场10张。这个悲情的数字几度被媒体作为标题，以凸显沉默的诗篇遭遇的沉默。

　　“并没有对票房有太多奢望”，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他是这场活动的幕后策划人之一，“但是这样的情况也很让人伤心，不只是大众忽视诗歌，也许还忽略了工人阶级的群体。现在大家都想着挣钱，很多人生活条件好了，就遗忘了过去，想与这个阶级划清界限。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曾经当过工人。”

　　惨淡的票房并没有阻挡草根诗人们在天津的相聚。5月23日下午，诗人们从全国各地如期抵达天津，在大剧院小剧场，草根诗会进行彩排。

　　令人宽慰的是，5月23日，第一场演出前一小时，观众席上陆续坐满了观众。既有一些在天津高校就读的热爱文学的学生，也有从济南赶来的观众。“买票过来看，想听听这些工人的声音。”

　　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

　　“今天，我们让天津大剧院变成世界的边缘，诗歌、工人和纪录片，我们把三种伟大的边缘搅拌在一起。”诗人秦晓宇正在发表开场白，他是《我的诗篇》总策划之一，也是《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的主编，近几年他致力于让更多的人看到工人的诗歌，听到来自底层的声音。“我们想看看，这三样边缘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奇观，产生什么样的能量。命运交响，有诗为证，底层的声音或许微弱，但聚集起来也将成为历史的证言。”秦晓宇说。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工人诗人陆续走上舞台，他们是：鞍钢工人田力、煤矿工人老井、铁路工人魏国松、锅炉工白庆国、鞋厂普工唐以洪、酿酒工人绳子、制衣厂工人邬霞以及彝族鸭绒填充工吉克阿优。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流水线，操着不同口音。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伴随着每个工作场所的音效，他们诵出自己的诗篇。

　　“搬动是必须的

　　工装下的面孔，是相似的

　　矿石去和矿石说话，而我们不必说话

　　——《炼钢炼钢》 田力

　　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

　　放下镐仔细听却没有任何动静

　　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

　　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

　　——《地心的蛙鸣》老井

　　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吊带裙》邬霞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迟到》吉克阿优

　　“我的爷爷、我的父亲都是鞍钢的工人。”60后的田力告诉记者，1982年他进入鞍钢第二炼钢厂工作，他从参加工作那一年就开始写诗，用笔写下和工厂的感情。“在我们心里，工厂和我们就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父亲退休之后，几乎每天就会到山上待上半天，往工厂的方向看。虽然退休了，但他心里知道，我儿子还在那里，也是一种寄托。”2015年劳动节，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他的故事。“在鞍山，五一路、劳动路或者每一条小路口，总会有人抬起头，向鞍钢高炉的方向望。”

　　诗人老井也是60后，他是一名煤矿工人。他告诉记者他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每一次下井都心惊胆战，在地心深处600米深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上来。每次看到阳光，都如释重负。”他摊开手，手指上有一道深黑色的疤痕，“我们管它叫‘煤疤’，这是煤矿工人的记号，受了伤，再硬的汉子能忍痛消毒也洗不干净煤渣。”

　　四川内江人邬霞是个80后，14岁南下深圳打工，在制衣厂工作近10年，曾和母亲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负责剪掉衣服上的线头。“每天加班到晚上9点半。回到12平方米的宿舍，这里住着12个工友。我和妈妈挤一张床。很多时候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很多次想逃跑。以前，太压抑的时候很想去一了百了，我跑到五楼的窗台，看看远处，一只脚已经登上去了。我妈妈把我拉下来，她说活着，就一定有希望。”

　　生于四川的吉克阿优，曾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服装学院，中途辍学，赴广东、浙江、北京等地打工，在服装厂充鸭绒，他的身份特别，是奔赴外地的打工者，是诗人，也是彝族人，“鹰是彝族的图腾，作为鹰的后代，我们远离家乡。在历史上的战乱里，我的民族曾经为了活命退到大凉山上去，今天，我们为了发展跑下来。这一去一回，有些文化遗失了。”他觉得身上有责任，在打工之余，他创办民刊《彝族打工文学》。

　　这场诗歌朗诵会亦有工人艺术家的演唱：蒲公英艺术团演唱《车间女工》；民谣歌手蒋山带来《退着回到故乡》；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现场弹唱《生活就是一场战斗》。生活的质感与劳动的尊严伴着歌声徐徐传来。

　　和以往《我的诗篇》打工诗人朗诵会不同，这次的演出定名为“草根诗会”——因为一位新朋友的加入。女诗人余秀华也来到现场。因一起参加《鲁豫有约》的录制，工人诗人们都和她成了好朋友。

　　现场重归黑暗时，女诗人余秀华缓缓走上台，邬霞的朗诵后，投影仪上显示出一行介绍——“《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余秀华。这是余秀华第一次与工人诗人一起参加朗诵会。“需要多少人间的灰尘，才能遮盖出一个女子血肉模糊却发出光芒的情谊。”余秀华虽念得费力，却分外动情。“今天我是打酱油来的，看到他们我觉得自己老了。”余秀华告诉记者她的感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他们，我觉得我的生活比他们容易一点。所以我衷心祝福，这些大地上的工人，大地上的诗人，大地上的歌者。谢谢他们。”

　　一块青春的墓地

　　除了朗诵，这次的活动亦是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第一次与观众见面。电影记录了这些来自各地的工人诗人的工作和生活、爱恨与痛苦，当然还有他们的诗篇。朗诵会在纪录片的宣传片开始播放的瞬间同时开启。导演吴飞跃说，这一年，他的人生密度很大，但是值得。“纪录片《我的诗篇》将于6月在上海电影节公映，也将参与纪录片单元的评选。感谢每一位参加众筹的人。”

　　现场归为黑暗时，投影仪开始播放视频。这是一段从未公开过的电影片段，定格了一个90后年轻人在尘世间最后的留影。2014年9月30日，曾在富士康工厂打工的许立志选择纵身一跃，让流水线变成一块青春的墓地。第二天，许立志的微博发布了一条预先设定的消息，只有4个字：“新的一天”。

　　这段从电影《我的诗篇》中截取的片段，包含了许立志家人的采访，以及许立志去世后他空空荡荡的住所，还有那座高楼监控录像里，这个绝望的年轻人的张望，以及许立志的兄长许鸿志将弟弟的骨灰海葬的过程。在播放过程中，不时有观众拿出纸巾抹去眼角的泪水。

　　退着回不到故乡

　　从四十岁退到三十岁

　　二十岁、十岁……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面朝未来

　　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

　　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

　　城乡之别。没有泪水，相遇的

　　都是亲人

　　——《退着回到故乡》唐以洪

　　诗歌朗诵会在工人诗人唐以洪和民谣歌手蒋山共同演绎的《退着回到故乡》中结束。

　　在朗诵会进行的同时，天津大剧院的另一间展厅里，由林兆华执导，话剧演员濮存昕、陶虹主演的《建筑大师》也在同时进行，这场强强联手的话剧高朋满座。23日的演出结束后，在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的建议下，两个剧组在剧院地下一层的餐厅来了一场特别的演后谈。

　　没等大家介绍，濮存昕看到诗人余秀华，就和她握手。“我在北青报上认识了你。”濮存昕握着余秀华的手说。“我在电视上认识你，你真帅。”余秀华对濮存昕说。

　　《建筑大师》与《草根诗会》的参与者分坐在长桌两头，在秦晓宇的介绍下，两个剧组相识。“如果有机会，应该让戏剧表演的艺术家都来听听这些真实的声音。” 濮存昕说。随即，一场即兴朗诵会在长桌两端进行，草根诗人余秀华、邬霞、田力等诗人朗诵自己的诗作。“我也即兴来一首吧。”濮存昕排好桌子上的酒瓶，没有翻查手机，极富情感地朗诵郭小川的作品《祝酒歌》。问及对《草根诗会》票房不佳的看法，濮存昕说：“一方面，票房遇冷并不难理解，在今天的环境里，艺术变得市场化和商业化，甚至庸俗化，也许只有当这个市场以及审美都有所提高之后，诗歌这种相对小众的艺术大众才会真正接受；但另一方面，草根诗人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市场。剧院、活动组织者和诸多有识之士努力让草根的声音更响亮，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大家不必沮丧，即便只有30多个观众，这也是一场找到知己的对话。”

　　因为23日演出成功，不少媒体在当天发出报道，24日买票的观众增多不少，还有很多观众第一天看完后买了票赠送给自己的朋友。演出结束后的一小时，观众与诗人们进行一场将心比心的演后谈。“每一个字都把我钉在椅子上。”观众纷纷表示被草根诗人的文字打动，“我是一名工人，很多次觉得坚持不下去，谢谢你们给我们力量。” 天津大剧院的票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个故事，不久前他给每位订票观众打电话，一个来自广东的打工者说他工作很忙，不能出席。“他买了三张票，只想支持一下这些诗人。”（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