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还没到，小镇上已经开始有些气氛了。
沿街的小摊点上，一沓沓用于包粽子的的蓼叶，笋壳叶比比皆是；小食店里，香喷喷的粽子开始诱惑着孩子们的食欲和好奇；几家大超市里，各种花色的粽子，在貌似优惠的促销活动中闪亮登场，从购买者喜形于色的表情中明白，已经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
“端午”，农村多叫“端阳”，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其由来尽管说法不一，不过在我们这里，包粽子，赛龙舟，插艾蒿，饮雄黄酒，古朴的民风和人们的心理愿望，就是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为自己消灾祈福的。
今年的端午节，是由国家法定休息的第一次假日。新增小长假首次亮相的诱惑，不少人早就开始酝酿着如何消遣了。在社会日趋现代化，在各种社会活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当今，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正在逐渐淡化，大有被风靡全球的各类“洋节”淹没之势。然而，端午节却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留和重视，不仅使现代人感到欣慰，也是对古人对祖先的缅怀和尊重。
城市的端午节，市民消闲，上班一族按例休假，少不得包粽子，划龙舟，游公园，逛超市，甚至寻幽览胜，旅游观光，绝然不失浪漫和休闲，都市生活的优越自然能够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农村的端午节与城市相比，则是大相径庭。农村的五月，正是“芒种忙忙种”，“芒种打火夜插秧”的季节。割麦，栽秧，抢插红苕，忙得如上火焰山。所以，法定的休假不属于农民。农村的端午节，虽然人们都很在意，但却过得很单调，很匆忙，历来如此。
在我的老家，从我记事之时，一些老人们对端午节就特别看重。整个五月，都沉浸在节日气氛中。五月初五，过“头端阳”，十五要过“大端阳”，二十五还要过“末端阳”。三个“端阳”都要过，尤以“大端阳”较为隆重。这一天，出了嫁的姑娘，也会被父母接回娘家团聚。
所谓过节，一般情况下，也不过是杀一只老母鸡或者煮一支“腊”猪蹄甚至炖一小耳锅“鸡蛋花”，一家人聚在一起，于亲情融融之中，分享夏季丰收的喜悦，使辛苦劳作之后的疲惫身心得到片刻放松而已。当然大户人家，也有打豆腐，包粽子，请端阳客的，只是那种排场不属于穷人，于我没有印象。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端阳”节就是“端秧”节，人们都习惯这种叫法。我们家乡的水田比较多，一般家庭都有三五亩。端阳时节正是栽秧的季节，为了抢时间，栽秧都是互相转工，七八个户一组，一户一天轮流转，不论天晴下雨，照转不误。轮到谁家栽秧，谁家就过“端阳”节。记得每次轮到我们家的时候，提前几天便要开始准备，打豆腐、生豆芽、打新麦子推灰面、烧腊肉、剁包馅，忙得跟过年似的。
栽秧也就是过端阳节的当日，天不亮就要起床。栽秧的人也来得很早，每人一袋烟、一杯酽茶、一碗挂面，称为“过早”。吃饱喝足以后，便下田扯秧苗，我们则在家帮母亲弄早饭，一时买烟，一时打酒，搽桌子，搬椅子，忙得团团转。只有吃过早饭以后，大人们下田栽秧时，我们才有些许空闲。这时，除了给栽秧的人送茶水之外，便去附近的山上割一些艾蒿，扎成小把，放到屋檐下。一直到中午过，秧栽结束以后，才能吃中饭。由于栽秧下田早，辛苦程度大，一般都只劳动半天，故有“秧半天”之说。吃过午饭以后，就地休息，大家在一起，家长里短，说笑嬉闹，无拘无束。同时，“要得吃，大作力”，或“擀包面”，或包饺子，一直玩到日落西山，吃过晚饭以后才各自回家。当时，各家各户栽秧需要时间的长短没人计较，但吃喝的好坏却是互相攀比，极其讲究的，没人愿意落后。
过端阳节的这顿饭，因为栽秧，又名为“栽秧饭”，女人和孩子是不上桌子的，只能等栽秧的人吃过下田以后，才把那些剩余的饭菜重新热过后再吃，现在想起来，虽然感觉有点吊胃口，但在当时并不觉得委屈。
上学之后，平时不能请假，只有过“端秧”时，学校才会网开一面，不论谁家的孩子，学校都会准假一天，老师也会应邀到离校比较近的户“过端阳”节，吃一顿中午饭。
记忆中的“端秧”节，虽然很忙，但过得很开心，不仅大人，也包括我们。记得有一次，跟随三嫂子（伯父的儿媳妇）去送茶水，被栽秧的人带到水田当中以后，乘我不备，竟然一起向我身上抹泥巴，从腿上、背上、很快就到头上。突如其来的袭击，防不胜防，急得我连声求绕，他们却笑得前仰后合，眼看我就要哭了，他们却笑得更开心，当我求救的目光投向三嫂子时，见她也笑得弯着腰，一种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也跟着大笑起来，他们才放手了。有几次，他们将两尺长的“黄鳝鱼”偷偷放到我装书的匣子里，当打开匣子时，自然被蛇一样的鳝鱼吓得拔腿就跑，样子越狼狈，他们越开心。
当时一起栽秧吃饭的人大多是叔、兄辈，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早已相继谢世。但是，每到端阳节，或看到栽秧的场面，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当年的情景，不仅每一个人当时的音容笑貌会在眼前跳动，而且每个人一生中的故事都会浮现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