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人并不排斥问题，而更关注解决问题的途径。当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人探索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解决途径，然而，这一统一战线几乎是完全依赖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情感建立起来的，在分裂的国家、隔绝的经济、独裁的政治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里，精神是不能支持统一战线到最后胜利的，从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对这一历史剧变的回应与角逐可以窥知一二，各方人物代表着个人、集团、阶级和国家的利益，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都在寻求最理性的答案，我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全民族抗战的战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其实，真正影响中国革命形势的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以极不理智和激进的方式将中国内部矛盾和民族危机上升到最高潮，问题也向着更好或更坏的方向发展，中国和世界上的各方势力的目光聚焦在这场“兵谏”上，所幸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促成，引发的军阀的彻底衰落，国民党军队实力的损耗，共军扩大的时间与机会。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是能够按照代表阶级的利益寻求问题解决的突破口。《全民族抗战的不统一战线探究——从西安事变的各方角逐来看》旨在通过对西安事变中封建军阀残余势力、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裂势力、国际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各方势力对这一矛盾异常尖锐的事变的态度研究，结合抗战前后的革命形势深入分析统一战线难以完全实现的各方面因素，探究出中华民族在利益诉求中的问题解决途径。中国人传统的家国理念适用于中国梦的形成，却不能支撑中国梦的实现进程，人必须为自己和“同类”而活，才有可能为国家和民族而活。
关键词：全民族抗战 不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 各方角逐 阶级利益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whole nation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parties in the event of the Xi'an race to see
Ruidong Cao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ngineering College,Jiangsu Nanjing 10307，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do not exclude the problem,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hen the crisis ridden Chinese nation, Chinese explored the Anti 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however, the United Front is almost entirely dependent on the comm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 to establish, in the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from authoritarian politics,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social system, spirit is unable to support the United Front to the final victory, all forces from the Xi'an Incident Response an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we can see that the one or two parties, figures re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group, clas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re seeking the most rational answer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modern society determines the unity of China's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front is not a real sense. In fact, the real impac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of the Xi'an Incident, Zhang Xueliang and Yang Hucheng in very sensible and radical way will be China's internal conflicts and national crisis up to the climax, problems toward a better or worse direc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of all forces focus on this field Bingjian, but fortunately on behalf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Xi'an Incident peacefully solve contributed, triggered by the warlords of the total decline, the loss of the strength of the Kuomintang army, the Communists expanded time and opportunity. The performance of a party's maturity is the breakthrough that can be solv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representative class..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are not unified front inquiry from the Xi'an Incident parties to compete in view "aims to incident of Xi'an Incident in the remnants of the feudal warlords, the Kuomintang ruling clique's separatist forces, military forc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ther parties forces of this contradiction is unusually sharp attitude, with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in-depth analysis of united front is difficult to fully realize all aspects of factor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demands of th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 concept applicabl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but cannot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dream, one must live for himself and "similar", will it be possible to live the lif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Keywords: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United Front；Xi'an incident；Competition for parties
Class interest
一、西安事变与中国政局探究
1、西安事变前的中国政局探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类似于中国的战国与春秋，前八十年是量变，后三十年是质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侵略客观上将中国引向了中国发展的更高潮，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里，发展是需要用巨大和畸形的人民和社会代价来偿还的。
《辛丑条约》打响了20中国屈辱历史的第一枪，自此开始，中华大地上就从来没有消停过。革命党、封建军阀、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等力量在各自阶级利益的指导下寻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出路，在探索中逐渐走上成熟的道路。中国舞台上涌现出这些力量的代表人物，彼此之间相互倾轧，相互斗争，各自为营。可当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时，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必须搁浅，统一对外才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必须践行的事业。然而，在西安事变前，中国呈现出高度的不统一、不稳定的政治军事局面。
北洋政府是洋务派建立北洋军队的直接产物，国民党反动政府是英美帝国主义扶持的实力最强的新军阀，中间派是以缓和方式求得民族进步的理想人物，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角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而奋斗的力量。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是1924年。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力正处在巅峰，直系军阀则正在交战。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蒋介石1927年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和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中国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1]
当中国即将有机会进入一个独立自由的民主时代时，世界各国、本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总能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让中国革命在胜利前夕遭遇到重大挫折。革命在走向高潮后迈向胜利前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以后的官僚资本主义沉重打击。辛亥革命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派被破坏，中央红军在走向反围剿的高潮时却因“左倾”的错误被迫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在失败低迷后再度踏上发展的新高度，这是一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而西安事变前夕的中国革命再度面临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疯狂侵略，革命再度迎来一场具有统一力量的高潮。
中国的政局几乎是分裂统一后的再度分裂，而往往拥有强有力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军阀则将成为中国政局的主导者。军阀割据违背了人民的统一愿景，经济隔绝阻碍了中国发展进步的步伐，政治上的独裁统治妨碍了民主的进程，直到西安事变前夕，在日军大举侵华所引发的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催化下，中国内战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然而，决定中国政局的最强大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仍然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中国内战的政局越发失去存在的需要与平衡的能力。
2、西安事变后的中国政局探究
西安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起点，它将国内矛盾引向高度尖锐的同时，能够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类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贡献出较大的力量。它很成功地将中国内战的政局重心转移到全民族抗战的统一局面，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力量起点。
当你面对一场战争，而你的敌人不止是强大，要比你强很多，然后，你发现，你发现你身边竟然有一个你从来不知道的朋友，而与你的朋友共同战斗的力量是团结。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也是中华人民抵御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也因此，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利益诉求。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强大敌人，统一战线和团结力量是我们唯一且无法撼动的武器。
国共两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地第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华大地上阶级利益和矛盾最突出的党派之间的团结，也在这样的国共团结影响下逐步形成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它改变了中国政局，此时，中国军队的力量逐渐以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心，统一和团结代替了割据与混战。
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中国国民党对日外交的强硬化表现以及抗战的准备，推动了团结抗战形势的形成，进行全国抗战的内部条件基本形成了。[2]我们难以否认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牵制作用等共同形成的无坚不摧的统一战线，然而，全民族抗战到了后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的是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政策，统一战线则开始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我们始终未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抗战结束。中国政府在统一和团结后再度陷入内战的局面，而到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全国范围的内战局面。
或许，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本质决定了我们的统一不可能是最完美的，而其防线最薄弱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各民族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时代错了，生活在时代的人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沿着错误的模式继续着中国革命的事业。西安事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产生卓越的作用，但其本身的因素则注定了中国阶级矛盾的突出，甚至，不少封建地方军阀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势力。
政局产生波动，是对统一战线的挑战，但要求全民族抗战建立在一个未曾独立民主的国度，的确是一场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此时的状况和战国时期很像，各方势力都在努力地角逐利益与范围，而更像的是代表最先进阶级利益的人民始终会成功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统一。
3、日本侵华引发的中国革命形势变革探究
历史总是在偶然与必然事件中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没有了日本，没有了抗日战争，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是另一方光景。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它带来的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的生命。客观上来讲，分裂割据走向团结统一是中国革命再度创造辉煌的表现。
战争必须有胜有负，我们通过抗日战争重新在国际社会中掌握了外交资本，然而，无数中国人民却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这或许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我们在获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等值的代价。然而，历史就在偶然与必然中让我们选择解决矛盾最优的方案。当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全体中华人民团结一切民族力量，中国革命就呈现从未拥有的历史高度，而西安事变就是中国革命由低迷走向新高潮的转折点。
上述内容讲述到蒋介石在抗战后期的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政策，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国革命形势重新走上新的台阶，至少在西安事变前夕与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悬殊力量对比渐渐趋于平衡。日本的大举侵华直接诱发了西安事变，而和平解决为红军再度扩大与建设根据地赢得时间和合法的发展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人间接上挽救了中国革命。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全面侵华对农村封建制度是一种灭顶性的打击，也对封建军阀的残余势力有了更沉重的打击。
当中国革命的火种即将被掐灭时，我们的国内革命赢得了喘息的时间。抗日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中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并以民族矛盾为主导的局面。这种复杂而又特殊的历史局面向中共提出当时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又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难题。历史的发展为中共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时代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条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理论。[3]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迎来新的成熟，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中共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促成。中共很理智也很聪明地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遇，将中共极危险的境地转化成为再度走向辉煌的机遇。由于日本大举侵华，使中国革命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生变革。而抗战结束后的革命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力上大幅增强，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大幅削弱，封建军阀势力大大地被瓦解。
这种间接性的作用直接延伸到解放战争时期，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形势变革的转折点，在这件国内外关注的大事中，总会有出于本阶级利益考虑的代表人物希望事变和平解决抑或者是造成更大的内战，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各方党派、军阀、国家对此的态度甚至是间接地催化事变。中国革命形势在此时达到一个极度混乱的局面，是发展还是倒退，是统一还是分裂，都在各自阶级利益主导下寻求最理想的答案。我们难以否认，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接连不断，根本上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催化下阶级利益和矛盾趋向于尖锐的状态，所幸在阶级利益面前，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未曾淡忘本身的中国公民身份，选择了有利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正确途径。
革命低迷是西安事变前的总体形势，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转变这一切的革命创举。
二、新旧封建军阀的矛盾冲突与爱国抉择探究
1、中原大战与军阀割据势力的影响探究
分裂与割据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特征，中国人民一直重复着被压迫与反抗的道路。我们虽然废除了封建君主，而中国的封建势力仍然奴隶着劳动人民，当中国即将有机会肃清这道发展的阻碍，帝国主义总能寻找到更加凶恶的顽固势力代言人，并且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融合更加畸形的因素。
北伐战争的胜利代表着封建军阀的衰落，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窃取。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来看，与北洋军阀的统治行径并无不同，都是在践踏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以武力来达到剥削中国人民的目的，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很类似，都是大地主阶级，然而，他们存在着新旧之间的差异，蒋介石是英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最具实力的军阀，其发家的资本是江浙财阀的支持，而其统治的形式则是一种法西斯独裁主义。新旧军阀的共同目标是凭借武力占据最有利的形势，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然而，他们实现途径中都是在以反人民的方式进行，为了封建地主阶级或者官僚资本家的利益，独裁是分裂割据局面的共同现象。
我们在北伐战争中几乎结束了北洋封建军阀统治的结束，而进一步瓦解其的力量是蒋介石上台后的二次北伐，很大程度上又肃清了一部分军阀的势力，在中原大战中几乎奠定了中国新军阀的庞大势力范围，而旧军阀的实力渐趋衰弱。这场战争根本原因是利益分配不合理，其是指蒋中正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共产党称之为蒋冯阎战争，或蒋冯阎李战争。虽然以代表中央的蒋介石胜出，但是他所倚仗的各种手法，包括以职位、金钱、美女收买对手部下，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虽然一时有效，但其实都无助增加国民党内派别间的团结。日后的西安事变，以至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国民政府军的溃败，在某程度上都是国民党这种危机的再现。[4]在分裂的时代，军阀类似于春秋战国的诸侯，能占据经济发达地区，并且得到帝国主义支持是其兴盛的最直接原因。而蒋介石也是很有才华的政治家，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到中原大战凭借其官僚主义的作风逐渐用阴谋建立起独裁统治的基础，但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蒋介石的国家统一意识很强烈，中原大战是中央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开始，而其“剿匪”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在消灭共产党的同时，进入军阀割据的直接势力范围，削弱其力量。“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不仅仅是针对阶级矛盾最对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更是对妨碍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地方割据势力的一种无形打击。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军政大权必须完全由蒋介石一人掌控。中原大战削弱了军阀割据势力，但也因此展示给我们一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情况，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中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蒋介石不可能完全实现独裁统治和彻底瓦解军阀势力，而这一切的矛盾直接导致西安事变态势恶劣与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中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是直接加入日本法西斯主义阵营反共反人民。
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是阶级利益的分裂，他们虽然都站在反人民和反社会的立场上，但由于对共同利益的诉求而发生的一系列争夺，不同的军阀将利益区分开来，分裂是表现，不统一是其本质。
2、新军阀的观望态度探究——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例
西安事变是各派系军阀势力的新一轮角逐，他们大致上的共同反应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拥蒋或者拥张扬，但其在对张杨二人的通电中则表现出各方军阀对此事的态度，在矛盾冲突与民族利益的取舍中，理性与情感的战争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斗争，军阀对此事的态度大致上是观望或激化矛盾。
北伐战争迎来了北洋军阀的末世，却因为反革命使革命大好前景再度陷入低迷，也形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新代言人——新军阀。新军阀的发家轨迹大致上和蒋介石相同，都是在封建大地主阶级和各地财阀势力的支持下形成的，并且依附于各自的派系。新军阀的共同特点是与蒋介石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中原大战尤其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对军阀势力的进一步吞并，招来了大多数军阀对蒋介石的仇恨，“杀蒋”固然是一个呼声，而不少的声音是不冷不热的观望态度。
在张杨反动西安事变，引起南京政府对张、杨的讨伐，白崇禧、李宗仁和李济深等十六人共同发出通电，主张用政治解决事变，并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李、白二人的倾向于张、杨二人的心态，作为与蒋介石曾经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能够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坚持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是对这类爱国军阀的民族精神的肯定，而其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存在差距，他们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打击政策，他们更呼吁建立民主政治，作为新军阀，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更是为民族资产阶级而服务的，当然，新军阀观望态度的取舍则是出于对本军阀集团利益的考虑。
从他们能够看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反映，而蒋介石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精心培养与选择出来的代理人，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屡战不败，或者下台又是绝对不是由于他个人的禀赋造成的，而是有他的阶级属性造成的，国，这一切的表现是政治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正确的主张，经济、军事上缺乏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5]西安事变的解决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只会存在一种结果，是上述阶级和集团中再度选择一个更有实力的代表人物控制着中国发展的局势，一方面对他们这些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更加恶劣的打压，而在此时，更大的内战将会爆发，那时，日本侵华的举动将会在这样的动乱中得到更好地实现，而最终的结果是本人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只会面临更大的危机，从利益方面考虑，这场事变能否和平解决，既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诉求，更是对国民党新军阀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呼吁。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本身与蒋介石存在的利害关系，也明白当全国不具备任何军阀能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匹敌的力量，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原有的独裁统治体系中寻求妥协，这样才是利益维护的做妥善方式。
“乱”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表现，“以乱治乱”的方式在矛盾激化时只会促成事态的恶化，共同的阶级利益关系成为了新军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妥协的理由。全民族抗战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归根结底是人民之之间、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存在交叠。
3、旧封建军阀的倒蒋抗日探究——以阎锡山为例
中国近代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力量的弱小，并且遭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其软弱性和妥协性成为其共同的本质属性，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妥协特性，使对立阶级的矛盾存在被调解的可能，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对于和平与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注定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只存在较大的对立面。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上以彻底地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来实现革命。
旧封建军阀大体上是北洋政府封建军阀的残余势力，北伐战争的失败大体上就体现在这里。这类军阀集中暴露出南京国民党政府中本身存在的落后的阶级属性，大部分旧封建军阀支持倒蒋抗日甚至杀蒋抗日，而这类军阀则很多依附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直接沦为汉奸或伪军，成为日本打击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工具。汉奸或伪军都是站在中华民族利益对立面的极端分子，他们注定被打在中国人民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存在，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影响下，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大好状况下的死灰复燃和变本加厉地报复。
阎锡山是和蒋介石一样的阴谋家，但是阎锡山不具备那样优越的阶级背景和帝国主义扶持，他和大部分的旧封建军阀一样，都是蒋介石重点打击的对象，甚至是遭遇过覆灭的危险，在西安事变中，他们支持张、杨二人的举动，更主张南京政府对此二人的讨伐，而阎锡山在对此事变的态度是借此讨好南京，从中取利，以后又以居间调停为词，主张将蒋介石送到太原，其目的是想投西安事变之机，把蒋介石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由他操纵摆布的一张王牌。事变前，阎锡山支持张、杨，事变后，阎锡山背叛张、杨。[6]阎锡山并不是不爱国，而更爱他自己。从短期利益而言，蒋介石获救后的重要反应是对其进行打压，而从长期来看，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正规军队都是在牺牲和损耗其他地方军阀的实力。蒋介石所坚持的片面抗战路线只是在依赖个人军队，并且充分发挥军阀的力量。封建军阀出于本集团利益的考虑，自然会选择消极抗战的路径，故而在正面战场上的总体形势是败多胜少。
日本的大举侵华对中华大地上的大部分集团都是妨害其利益的，选择依附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保存并发展的途径之一，国民党反动派在正面战场上也付出巨大代价，但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创造了发展的机遇，这是站在广大人民利益上的正确选择。但是，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而不少旧封建军阀势力消极抗战甚至积极反共，他们的目标在倒蒋抗日或杀蒋抗日中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他们希望爆发出更大的内战，从而在战争攫取利益，甚至亲日派的封建军阀期许在内战中日本能够迅速完成侵略。无论是杀蒋抗日还是倒蒋抗日，都是最符合其利益发展的。但是，当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勾结共同完成对中国人民的剥削与掠夺，抗日战争就将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而能保证军阀积极投入到抗战中，迎合中国革命发展需要的力量是爱国的精神，因为一旦抗日，封建势力所经营的财富和利益便会遭受打击。很多军阀在西安事变时就已经站在了矛盾冲突与爱国抉择的时代大浪里。
三、国民党各派势力的分化与争斗探究
1、中日矛盾激化与国民党独裁统治探究
军事上的割据混战是政治独裁统治的展现，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恐怖统治的概括，在一个错位的时代里，一个恶劣的政党实行着恐怖的统治，对人民，对中国的伤害是异常巨大的。在国民党实行恐怖专制独裁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总会出现很多人站在与其对立面，呼吁着建立民主政治，温和的方式是改革和改组，激进的方式是革命和战争。蒋介石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度上践踏着中国民主，摧毁着中国革命，毁灭着中国希望。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蒋介石极度排斥国家分裂统一，从其高度反对台湾独立可以看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蒋介石在军事上对封建军阀割据势力的打击间接上是为了实现更高效的统一局面，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然而，蒋介石站错了阶级立场，他站在极端反人民、反国家的专制主义立场上，用高度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手段实行着反动的血腥统治。
我们不难发现，国民党长期专制集权，高居于民众之上，不恤民生，反对民主，严重缺乏民意支持，社会基础薄弱。党内极少数党政官僚掌握着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基层党员和党工没有权益，缺乏热情。而且党内高层派系纷争，极难整合。面临这些情况，蒋介石没有通过组织程序，采取严格入党条件、强化人事和行政权力、加强党的纪律等制度化措施加以改变，却妄图借助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思想来重新构建政治上的权威性。其结果最终是缘木求鱼，最终归于失败。[7]在这种独裁统治的背景下，国民党统治由十年对峙时期的危机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渐恶化，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崩溃，国民党凭借其欧美帝国主义强有力的扶持，以及远胜于中国共产党的兵力与武器装备，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独裁统治背离了民心，也脱离了党的建设。也因此，一些能看清政党发展存在严重问题的党员逐渐分化出去，而另外一部分则是与其他党派之间相互角逐与斗争。而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缺乏一个能稳定局势的独裁统治者，也就难怪其党派会呈现出高度混乱的局面。
蒋介石独裁统治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也正因为这样，逐步瓦解民众和各派军阀、各派党员对其的信心和追随，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统治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中日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依旧肆无忌惮地推行着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治，继续残酷地剥削与压迫人民，继续忙着“剿匪”和瓦解军阀势力，人民和军阀都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表现出高度的不满。但或许，这就是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在以剥削与压迫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走向了极端的发展，逐渐背离人民的国民党在抗战路线的选择上最信赖自己的军队，不相信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能力，而这种片面抗战路线所带来的后果是惨败之后的更加败亡。
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反动派而言，独裁才是更符合他们的思想，他们不会允许国民党派出现赤色分子，更不希望民主与统一的精神在其党中盛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对统一战线开始破坏，而其对封建军阀的打压则使其从统一战线中分裂出来，甚至加入敌方阵营。独裁政治毁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更在民族危亡时期继续发挥着恶性作用。
2、中间派的谴张杨停内战探究——以宋庆龄为例
分化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部对独裁统治的不满与决裂，但他们也并未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过，他们大多代表的是对民主政治的呼唤，主张通过温和的改革来实现。当然，独裁不仅仅是从军事上扼杀革命的火花，更是在思想上严厉打击与独裁相左的思想。独裁统治不得人心，但在抗日战争前夕仍然具备强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国民党，仍是很多人和党派认可和追崇的对象，这些人和党派是中间党派的代表，他们不认同共产主义能救中国，而坚信改组后的国民党能实现民主与和平的愿景。
中间派是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民主力量，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坚实代表，但也因此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封建大地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共同的联系和利害关系，中间派典型地展现出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特点，他们没有军队，而在政治上则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强烈抵制和打击。中间派是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努力推行着三民主义的梦想，而当中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间派对民主政治的呼唤要求转型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中间派的最重要人物，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追随者宋庆龄女士的主要政治倾向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并呼吁世界各国断绝对蒋介石政权的一切支持，迫使蒋介石停止反共，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投身抗日，而宋庆龄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态度也由对抗逐渐转移为争取对话、力求合作、一致对外。[8]尤其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并亲自去劝说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中间派的共同愿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正如抗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华对这类阶级造成的很大利益损害，抗战是他们能够存活和发展的唯一途径。
但是，在西安事变中，我们也能够看清中间派在停内战的同时是在谴张杨，他们对于二人将矛盾激化的行为很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表现出蒋介石政权的信赖，并坚信国民党反动派能改过自新，改组政党，接受民主政治，这种思想体现其妥协性，也观察到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软弱性，总坚信国家会变好，但自身却没有能力使其变好。他们或许与蒋介石政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因为统一战线的建立需要依靠一个具备强大实力的政府来引导。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反人民政策是以一种激进和彻底的革命方式推进的，而在西安事变中也支持宋庆龄等人的和平解决方针，是因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其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而中共也意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能团结的力量是这类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中间派不是中共，他们是不同阶级的代表，北伐战争中，中共的失败是因为这个政党很不成熟，更很激进地妨害到这类阶级的利益的，但是，抗日战争让中间民主派很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向着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前进，影响了中国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进程。两者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使其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利益的区别性使其不可能完全统一道路。
3、南京国民政府的“讨伐派”与“主和派”探究——以宋美龄为例
独裁统治往往会使整个政党的内部处于极大的不稳定状态，所有党员都会在恐怖中服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并且盲目追随，但是，这样缺乏民主基础的政党，无形中扼杀了各党员的个性和主见，他们的理念只存在服从，而当统治者出现垮台的时候，整个政党将会因为缺乏的民主理念而无法在讨论中寻找一致统一的答案，而这种没有权力约束的环境势必会造成对权力的滥用和争夺。在古代中国，当皇帝去世、政权更迭，大臣和王子总会开始一系列的夺权斗争，而直接的利害关系者是百姓。蒋介石独裁政府关于专制主义的建设到达一个顶峰，也不可避免地让权力出现了分散与争夺。
当独裁的统治延伸到国民党内部中，这样一个缺乏凝心聚力的政府实力便通过西安事变展现在我们面前。西安事变中，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取蒋代之的“讨伐派”和救蒋出险的“主和派”，一方主张迅速用兵于西安，一方主张满足张、杨的抗日要求以谈判实现和解、双方的分歧逐渐演变成亲美派和亲日派两大集团的利益之争。[9]“讨伐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不团结、不一致的现象，而这种“亲美”和“亲日”的分歧也在封建地方军阀中有所显现。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渗透很深刻，并且左右着中国政党的发展方向，从中共在遵义会议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和政党发展必须是针对特定国情和历史条件的自我探索，这样的政党能在自我学习和实践中逐渐成熟，而不是被外国扶植起来的傀儡。国民党政府独裁的特性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扶持，从而使其丧失了政党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这样激烈的内部分化中，我们能看到“亲日”派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而这些人也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汉奸和伪军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敌对分子。
有的时候，蒋介石政府被视作为宋家王朝，宋家这对姐妹，控制着中国的财政大权，而其政治资本能够撼动国家的力量，然而，她们站在不同阶级的利益上，影响着中国政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当局不断加大对各地方大员软硬兼施的力度，以及其后宋氏姐妹赴西安和谈，是各地实力派的观望态度进一步拉升。宋美龄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促成，不仅仅是挽救自己的丈夫于危机，更是宋、孔、陈、蒋四大买办官僚家族和集团利益对其的要求。蒋介石是四大家族和整个江浙地区大财阀和大地主的核心人物，他的安全关系到整个集团的稳定与发展，故而“主和派”几乎倾尽全力来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而“讨伐派”的落败也显示出日本侵华对国民党的整体利益而言，是害大于利的。
但是，从西安事变问题的内外部来看，党内和军阀都早已出现了分裂，在全民族抗战中则是更大程度上的分裂甚至对抗，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扶植与本国政党内部的专制独裁建设的影响下，向民主的方向分化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也有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向日本法西斯主义靠拢，则是独裁和专制下的新争权夺利。我们在走上全民族的抗体统一战线时，分裂与对抗也开始谋求一种极度恶劣的战线。
四、世界各国对中国利益的争夺探究
1、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趁乱获利探究
日本法西斯主义能够肆无忌惮地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要么这个民族是疯子，要么就是极阴险狡诈的民族，和这样一个不怕死的民族相对抗，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但也暴露出我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最大的死敌——不统一、不团结。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属性是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经济造成的，他们对中国利益的争夺始于1840年，发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规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再度争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演愈烈在西安事变前夕，但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又有所不同，几乎是赤裸裸地入侵与种族灭亡，他们在军事侵略的基础上完全垄断经济为其服务，而将人民置于死亡之中。这就是日本——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和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的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的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能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10]这样恶劣的民族构成了日本。
他们对中国早期的破坏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从“伪满洲国”的建立，将东北三省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在抗日战争中尽一切力量来瓦解统一战线。封建军阀、国民党内部都被日本的利益好处中被策反成为汉奸与伪军。它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在西安事变中完全暴露出来。日本在西安事变中很坚定地站在了破坏和平解决的立场上，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满足东三省攫取的利益，开始全面侵华的准备。而中国政局始终奉行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倘若能够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势必对日本对中国利益的攫取造成破坏，因此，日本的总体目标是将西安事变的局势向更坏的方向引导，从而促成全国范围内的更大的内战，这样对日本就可以实现趁乱获利。不仅在本国上叫嚣张、杨二人的正确行径，更主张亲日派的国民党官员和军阀势力对西安进行轰炸。
从利益上而言，日本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绝对有利于全面侵华的开展，但这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蒋介石不该死，也不能死，中国需要停止内战，更需要贯彻全民族抗战的统一路线。日本在西安事变中虽然没有直接干预，但发动各方面的阶级和力量来对此进行舆论干预。这样的阴谋最终掀起一阵波澜，但最终西安事变在正义和民族的力量中得到和平的解决。中国之所以成为日本的战场，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有利益，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利益观念是共同利益等于利益。
2、苏联的自我保护探究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国家，国家是阶级的最大集合，而国家利益也是阶级利益的一种反映，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与中国前途时，都模糊了中国发展是否应当遵循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阶级利益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将一部分人的利益视作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消除了私有化生产因素，但却并没有消除国家这个阶级属性。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的，统一的，为维护他国利益而存在的，区别于帝国主义国家，但我们曾经一直推崇的苏联“老大哥”又是否有过将侵占中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归还。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支持成立的，那是因为他们有共同利益，但中国和苏联，中国人民和苏联在近代社会中除了一小部分共同利益，大多数都是各自的利益。也因此，苏联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并未以社会国家的姿态站在人民面前，而是在德国出兵的时候出于本能开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开始联成一个整体后，大国在得到更多利益的同时总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整体态度是很强烈地呼吁统一抗战路线的形成和西安事变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苏联曾几次拍电报给党中央，让中共给张学良施加影响。如斯诺的记述，“苏联此电说，中共应施加影响使其释放蒋介石，否则，莫斯科就宣布中共为‘土匪’并在全世界方面断绝关系。苏联的这种毫无原则释放蒋介石和中共中央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是有本质区别。[11]苏联对于西安事变存在错误的看法，但其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其是从维护本国的利益与远东的安全出发。这是一种对本国利益的自我保护政策，日本与苏联在远东地区存在利益冲突，苏联支持停止内战和全民族抗战是想通过中国来拖住日本北侵的步伐，从而使其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但战争总有先来后到的顺序，中国人民义不容辞地进行这场正义战争，但苏联却尽可能地想要置身事外，它不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的掠夺，提供的主要是战略和方针上的指导，这类国家用明确的利益来表现各国在国际社会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国家利益的自我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国际社会的雏形，不干预他国内政，但给予经济和文化上的支持，政治上的指导。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外交都是在以风范和品格维系，但是，大国的外交是在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
3、英美与其扶植的蒋介石政权关系探究
英美和苏联都成为国际社会中善于利用国际准则妥善保护本国利益的大国，都在尽量规避战争对本国利益造成的伤害。然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仍是有区别的。中国不是他们直接的殖民地，但他们掌控了中国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很多权力。我们在鸦片战争后很被动地被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动荡和转型的大社会里。我们排斥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我们总要清楚记得，中国必须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员。
英美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但对于管理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国家，必须寻找一个代言人，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南京政权都是其扶植的力量，他们不认同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但至少在混乱中的中国能够保证其利益。美国认为，西安事变不仅干扰和破坏南京政府的日常职能，而且还将对在华国人的生命、财产、事业、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并给远东国际纠纷带来风险。[12]他们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中国在发生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与北洋军阀之后支持军阀混战的政策不太一样，一方面考虑到中国政治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南京政府将会影响到本国利益，另一方面，英美国家也逐步认识到轴心国家侵略世界的野心膨胀，从英美在抗战初期的表现可以看出，英美的主要政治倾向是与日本妥协，主要表现是切断中东和中缅的铁路。
英美帝国主义国家逐步重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是在被拉入战争中，它们置身事外的梦想被打破之后，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真正建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它们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来保证中国人民的积极抗战，而在抗日战争中，它们也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政府的腐朽与中共的实力增强。对于国家利益而言，它们很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比较支持中共的全民族抗战。
蒋介石政权是英美扶植的中国最大军阀，它们的利益允许国家分裂的存在，这造成了不统一战线的形成，它们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和殖民干预，使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稳状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大程度上上依赖于国际的反应，中国政权在抗战指挥中不可能实现高度的统一。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也因为本国的利益想要置身于战场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目标是牺牲中国来达到与法西斯国家的妥协。
不是你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为其担忧，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是存在强者阶级与弱者阶级的关系，这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中国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会性质前，中国与帝国主义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总会阻碍统一抗战的力度和强度。
四、聚焦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
1、蒋介石——全民族抗战对不统一战线的严厉打击
当矛盾尖锐到冲突时，解决是我们中国人民一致的口径，然而，在一个高度不统一的社会里，势力的角逐将意味着矛盾的解决方式不可能只有一种方案。
地方军阀、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间派和英美的国际社会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和反应都只能是外部效果，而真正能够从更大内战向统一战线的过渡是生活在西安与其周边的人儿。蒋介石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受害者，他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他的生命与安全则关系到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统一局面能否形成。
蒋介石曾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他的第二大敌人，日本人是他的第一大敌人，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则是消灭第二大敌人后集中力量消灭第一大敌人。为了不妨碍其战略中“攘外必先安内”的先后次序，蒋介石必须在自我约束和独立决策方面进行认可。蒋介石在对付日本方面消极作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权力的基础很不稳固。地方派怂恿他抗战，因为如果他抗战且失败的话，他们就可以对他的王国进行瓜分。[13]
蒋介石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充分抓住人性的弱点，利用阴谋的策略，拉拢服从他的人民，恐怖统治他的国度，他无所不用其极地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加强自己的权力，直到顶峰。而在其统治中，他不愿意看到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他的统一，更不愿意红军根据地形成的燎原之势来烧到自己的统治。在他眼里，他和封建军阀一样，但是他很确信他的后台足够硬，他是能改变中国的人。然而，他看到中华大地上最基层也是最强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他们和封建军阀不同，跟自己更是处在较极端对立的位置，自己本身只要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就行了，而中国共产党要捍卫整个中华民族所有人民的利益，他们没有本身的腐朽与妥协，这样一个先进性的政党远比中国实力更强的军阀存在更大的威胁。蒋介石是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所造就的，旧社会的丑恶本质完全在其身上凸显，他不容于这个时代的发展进程，但至少会与这个时代共存亡。
也因此，这个时代给了蒋介石一定的政治军事资本，让他能够改变中国，但历史总不会让其那么一帆风顺。日本的大举侵华是他未曾预料到的变局，而此时他的政治和军事正处于上升期，这个社会的性质处于高度的不统一和不稳定状态。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使他的一个小小的选择都有可能让自己面临失败，让整个封建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害。后来的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彻底打败它的敌人。
蒋介石是很有民族意识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他一直在准备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较积极措施，从多方面进行抗战的准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讲，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经济力量不足以及国民党自身阶级力量的局限性等严重影响了抗战准备的进行，造成了抗战准备的不及时、不充分，致使有些备战项目半途而废，有些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计划上，根本无法落实。[14]
然而，在国内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前，他始终是坚持着消极不抵抗政策，这种策略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也诱发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各种问题。西安事变是由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矛盾激化的反映，但倘若发动西安事变的是向阎锡山那样对蒋介石有极大仇恨的封建地方军阀，西安事变的解决需要承担更大的危机。西安事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的结果，表现上则是全民族抗战对不统一战线的严厉打击，但的确也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恶化到不可调和、刻不容缓的地步。而这场事变真正棘手的不是对蒋介石的软禁，而是在事变发生后，全民族抗日的统一力量与由于阶级利益所造成的不统一战线之间对抗，是将事变引向内战还是和平的解决问题。
历史是让人永远也猜不透的变局，蒋介石对中日民族矛盾的错估最终引发其被限制自由，他也彻底丧失了歼灭共产党的时机，但或许，这场事变根本上就是他独裁统治的“应该”结果。
2、张学良、杨虎城——不理智，但是唯一的途径
首先，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大境界、大领悟的人，放下真正的恩怨，领悟真正的大爱，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擎住苍天。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用他们的生命和人生践行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事业。历史未曾淡忘，人民用梦想记住他们。
其次，张学良、杨虎城是在民族情感支配下作出这样不理智的“兵谏”。这种“兵谏”并不在于张学良和杨虎城，而在于南京政府、地方军阀、国外势力对杀蒋、倒蒋、逼蒋等方面出现的分歧，这些国内外各界的反应和态度影响着整个西安的局势向着紧张还是缓解的方向发展。“兵谏”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解决方式，尤其在国内矛盾剑拔弩张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整体形势下，这不是最理智的解决方式，可能将全民族抗战的大好形势引向另一个极端。
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全民族抗战对不统一战线的严厉打击， 但张、杨二人对西安事变的发动也存在着分歧。第一，“兵谏”的主张始由杨虎城，张学良对此犹豫不决，后经反复思考，并在形势逼迫下，不但同意了杨虎城的主张，而且果断地付诸行动；第二，捉蒋之后，杨虎城倾向于反蒋抗日，逼蒋就范，张学良则主张拥蒋抗日，倾向于对蒋的说服争取，并且确保其安全；第三，在放蒋和送蒋问题上，杨虎城主张慎重从事，而张学良态度坚决，不过多方反对，送蒋回宁。[15]他们之间的态度分歧与其出身、阶级。地位有关，并且与蒋介石关系有关，与共产党关系不同，相同的是拳拳的爱国民族意志。这样的分歧也反映出国内外各界对反蒋与逼蒋的分歧，杨虎城的西北第十九陆军遭遇的是蒋介石对其的打压，而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则是面临国破家亡的民族仇恨。也因此，具有民族精神，却不被民族情感支配的是张学良的拥蒋抗日主张。
当时中国的整体形势从西安事变各界的态度和反应就可以看出，在全民族抗战的共同呼吁下，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也潜藏着较深刻和较强大的不统一力量，他们是不抵抗政策甚至是亲日政策的代表，他们会从反蒋抗日上做文章，从而对统一战线作出破坏。在和平解决还是更大的内战问题分歧上，显示出不统一战线。但是，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兵谏”，将中国矛盾集于一处，不小心，就会爆炸，但也的确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唯一途径。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不可能轻易妥协，而全国各派军阀也在各自阶级和集团利益下产生消极抗日的抵触情绪，中间派提倡民主，但政治和军事实力都比较薄弱，代表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覆灭的危机，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来西安的督战是历史偶然条件下的事物质变。蒋介石政府和封建军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更在民族矛盾中走向激化，让蒋介石向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妥协是不可能的，但逼迫他们接受统一战线是可行的。
但庆幸的是，张、杨二位将军的行动和言论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们在事变的全过程中，全力保蒋安全，迫其反省，目的只有一个——逼蒋抗日。由于张、杨是事变的领导者，既有决策权，又有行政权，他们这种善良的愿望和冲突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16]张、杨二人都很清楚，无论这场事变成功与否，他们都将会面临来自各个集团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人生从这场事变开始就注定会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但是，他们对此仍是无悔，他们果断地站在了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用他们的方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局面的形成，也让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剧变。但也因为他们极不理智的“兵谏”方式，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时期逐步呈现出不统一的趋势。
3、周恩来——力挽狂澜实现“杀蒋”到“逼蒋”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不仅仅于其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发展潮流，更重要的是在矛盾和问题出现后，他们总能够根据时代背景和特殊国情，客观地作出激进还是缓和的解决方式，这种先进性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蒋介石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受害者，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直接造成的人，中国共产本应是西安事变中的各界势力，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与蒋介石政权所代表的大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家本质是极端对立的阶级。封建军阀、中间派与国民党反动派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利益交集。中共与蒋介石是阶级立场的对立，更是长时间遭到迫害之间的政党。这样与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对立的政党，在针对西安事变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是最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与其说国内外各界势力聚焦西安事变，倒不如说是中共对此事变的态度和反映。而中共也派出周恩来，以其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外交能力力挽狂澜，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第二次合作。
在西安事变前夕，中共关于中华大地的社会形势有了共同的认知，都坚持认为当时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在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是“杀蒋”还是“逼蒋”的问题进入了深入探讨。“杀蒋”是对于国共两党仇恨的必然反应，而“逼蒋”则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国共之间存在的阶级利益冲突上又增添了很多用“家恨”形式的负面情绪，在对于和平解决事变的难度明显增加，而国内外各界势力也间接地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分歧。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北伐战争时期只会搞工人运动以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正面碰撞的不成熟政党，中共的思想、理论和实际都逐步走向成熟，他们能够根据形势和实际理性客观地判断出中国革命的最正确道路，而能充分保证前进队伍的一致统一性。这种一致和统一是建立在广大人民利益上的一致统一，也注定能够成为引领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最重要力量。也因此，在“大家”和“小家”的取舍中，大多数中共党员能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置放在党派和家庭仇恨上，判断出当时的中国形势不允许发生动乱，而蒋介石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军阀势力，他的安全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顺利建立。中共反对拥蒋抗日，但并不排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当南京政府陷入分化的僵局，当地方割据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当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戕害，当中华人民面临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魔爪，单纯依靠张、杨二人的爱国力量是不够的，周恩来来到西安，为和平奔走，将逼蒋抗日的主张传达给张、杨二人和国内外各方势力，将能在舆论上对抗战的不统一力量一记警钟。周恩来对张、杨二人对二人进行深刻剖析：蒋介石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武装力量。现在虽然捉了他，但其实力并未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把他杀掉，不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今天，不只是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蒋抗日，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也在争取他抗日，就连他的英美主子也从自身的利益着想，促使他遏制日本独占中国。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趁他被捉的机会，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是可能的。如果能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得多。[17]
从上述周恩来的劝解中，反映出中共对“蒋介石该抓，而不该死，更不能死”的观念，从实现“杀蒋”到“逼蒋”的重大转变，显示出中共政党的成熟，不再是依赖主观情感来选择革命的道路和斗争的策略，而是站在阶级立场上用和谐、客观地思想来审视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道路。这种政党管理模式与英美扶植、大地主、大官僚支持的政党发展道路是截然不同的。当一个政党缺乏了自我探索的能力，便也就失去了先进性，注定会走向衰败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周恩来等中共的鼎力支持，中共的“逼蒋抗日”方针最终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顺利实现，但是，“逼”不是自愿，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促成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却始终无法让国民党反动派真正心甘情愿地加入到全民族抗战的阵营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停内战，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书面上的统一战线。
六、全民族抗战的不统一战线总结
1、全民族抗战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在枪林弹雨的喧嚣中，有多少英雄儿女舍生取义，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我们不曾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生活在最基层的“蚁民”最能够感受到时代的风向坐标的变动，作为这个时代“可有可无”的存在，他们的生命是很渺小的，根本经不起时代的折腾，但是，当亿亿万万个“蚁民”抱团一起战斗的时候，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全民族抗战这种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团结到一起，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抗日战争离我们而去已整整七十年了，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并没有恍若隔世的感觉。这一方面固然在于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对中国复兴和社会进步之影响，至远，至深；同时也由于时至今日，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仍然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18]
中国人始终坚信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这条正确的抗战路线，细分原因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游击战的开展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支持。这种对胜利原因的理解不无道理，全民族抗战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坚决对抗，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很罕见的，但是，维系整个抗日战争坚持到最后的力量精神力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支撑我们抗战八年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抗战是中国人民的责任，但责任这种精神意识，是在利益下分化的产物，用来保证更大利益的攫取。倘若没有了国家，没有了国家利益的呈现，成为亡国奴的人民是否还具备利益。
当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战争中显现的时候，我们的抗战便就开始了，对于这类疯狂的法西斯主义，人民与其争夺利益的方式是战争，是永不屈服的坚决抵抗，并且我们在抗战的同时，在尝试着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一切可以团结的路线，无论什么阶级，什么种族，都成为全民族抵抗外族侵略而筑造的钢铁长城。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我们才能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能坚持全民族抗战。而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抗战的最前锋，用他们的革命方式引领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的指导。为了国家利益下人民利益的维护，无数多少英雄儿女用他们的热血打通了中国抵抗外族侵略的新篇章。
2、不统一战线与阶级利益
利益是比责任更具意义的内容，人类自诞生起，就以人生对利益永无止境的追逐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在学会贪婪的同时，也学会了责任对利益的约束。可这股约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转型时期力量是很微小的，当利益失衡，战争就会成为矛盾激化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人民坚持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广大中国人民的身边都是敌人，中国人民的敌人虽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但却影响着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与他们的敌人共同组成统一战线，这条战线内部极有可能会产生不统一、不团结甚至反叛。而主导这一切的是阶级利益，阶级的存在是人类利益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产物，国家、人民也都归属于阶级利益的范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始终存在。阶级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依旧存在，不过它也体现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利益更向国家和更广大人民的利益趋同。但是，当阶级利益变得过分狭隘，局限在个人、家庭与集团的利益，很多时候，国家和民族便也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乎民族命运的枢纽性的转折点。在日本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下，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对蒋介石的“兵谏”，强行扭转了延续十载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掀开了共同抗日的历史大幕，其结果是以中华民族以牺牲三千万人民为代价，共同取得了百年来全民族抵御外侮的第一次真正胜利，艰难地从灭顶之灾中走出来了。[19]统一战线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产物，在为达到和平这一目标中，国民党代表的大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中间派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军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等法西斯主义国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对西安事变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对这种极不稳定的“兵谏”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和平解决还是更大内战的是带你抉择是全民族抗战与不统一战线的激烈对抗，我们最终成功实现了和平解决，意味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战胜了剥削人民的阶级利益。但是，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同时，这条战线在某种意义上就具备了分裂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的重要时期里被动地被拉入抗日战争时期，而这种敌我对抗的阶级矛盾并未消失，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一种更加恶劣的形态出现破坏着统一战线。敌我之间的妥协只是暂时性的，可这种由阶级利益区分开来的不统一战线势必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造成较大的恶劣影响。正因为有利益，人类才会有进步，但最可怕的是人会被利益彻底支配，迷失本性和人格，更失去国家和民族。
3、如何在统一中实现利益
如果西安事变未曾和平解决，如果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近代社会，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中华儿女牺牲了，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必然。社会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而发展不能用利益来偿还，而是要用代价来补充。
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是以中国人的胜利终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败多胜少的重要原因是日本人在倾尽全力与中国人抗争，中国却由于自我和时代的因素在阶级利益的作用下有所保留，这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人是很自私的动物，在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里，他们不可能拼尽全力，而任何社会里，阶级都会长期存在，继续重复着剥削与被剥削的故事。
当中国人进入一个不需要流血的世界战争中，我们对于这一场七十年前外表看似团结，内里却早已分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曾有会意，但更多的是沉思；发展有所循迹，但更多的是变革。发展不是游戏，而历史也不是定局，这个世界的唯一特点是瞬息万变。中国能否在“变局”中寻找发展的答案，仍是一个未知数，而关键的是中国能否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统一与利益的结合。
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在道路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重要的表现是将利益趋向于更广大人民，这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但在目前我们仍需要阶级来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利益从整个团结统一的民族中分离出去呢？
统一所有人民的利益本就是一件极其复杂和艰难的事情，而最现实的做法就是需要统一，但更需要存在利益的不一致性，但是，我们民族成败的关键是统一，而我们实现这类梦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益的趋同。
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错过了团结各族人民的一次机遇，今日的我们不应当，也不能在错过了，让利益来重新规范中国人民新一轮的“抗战”，但不要再一次存在不统一战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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