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洗尘：多元性诗歌写作的源头活水

多元性诗歌写作的源头活水
——姜红伟编著《大学生诗歌家谱》序

潘洗尘/文
 
 
           这些年经年累月编刊物、编诗选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当代诗歌横着读纵着读，当你越读越多越读越全面的时候，就会读出一些感悟，甚至读出一些“真相”来。
 
           一般来说，我们的文学史习惯于把近三十年汉语诗歌的源头（这里所说的近三十年汉语诗歌，是指“第三代诗歌”运动兴起之后的具有了明显现代性倾向的汉语诗歌），归属于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但我个人更愿意把此后崛起的大学生诗歌看成是汉语诗歌的多元性和现代性写作的真正源头。
 
          这是因为，三十年前“朦胧诗”对“诗歌即颂歌”写作模式的革命，仍然是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基本语言态度的反叛，而这种建立在“诗言志”诗学框架上的以公共记忆书写和为时代代言式的写作探索和实践，从根本上讲，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触及到汉语诗歌的当代价值核心。
 
          因此，在阅读考量当代一批正当写作盛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时，我会特别注意他们曾在1979年至1985年间写过什么样的诗歌。因为在第三代诗歌运动兴起之前，当代诗歌确确实实是以“朦胧诗”作为当时诗歌写作的某种标准的，但正如前文所述，朦胧诗只是在完成了某种“启蒙”作用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止步不前的保守状态，而汉语诗歌如何真正汇入整个世界诗歌的现代潮流，显然需要更现代的诗歌观念和文本实践。本书所记录的和本文所论述的一大批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简单而复杂的诗歌背景下，在《飞天·大学生诗苑》的助推下，登上了中国诗坛。
 
      也许，这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诗人当时自己都不曾料到，他们将为此后三十年狂飙突进的中国当代诗歌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一个现代性与复杂性兼具的多元化写作时代的就此展开。
 
          也正是在1979年至1985年间，我们读到了很多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朦胧诗”完全不同的诗歌：如吕德安的《沃角的夜和女人》、《父亲和我》，韩东的《山民》、《有关大雁塔》，张曙光的《1965年》，李亚伟的《中文系》、《硬汉们》，翟永明的《女人》，于坚的《作品39号》、《尚义街6号》、海子的《亚洲铜》，丁当的《房子》，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胡冬的《我要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宋琳的《致埃舍尔》，陈东东的《点灯》、《雨中的马》，柏桦的《在清朝》，张枣的《镜中》，唐亚平的《黑色沙漠》，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骆一禾的《先锋》等等、等等。这些与当时的朦胧诗完全不同的语言实践，才最终彻底颠覆了1949年以来汉语诗歌一直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基本语言态度的模式和框架，从而使汉语诗歌真正回到了被断裂的中国伟大诗歌传统以及壮阔的世界诗歌潮流中来。
 
        从2012年开始，我和树才着手编辑《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诗选》一书，与以往编刊物只阅读“当下”不同，那次是对一百多位当下重要诗人的一次30年写作的纵向阅读，而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大学校园走向诗坛的诗人，由于整本书的体例是按出生年月的大小来排列，前文所提到的吕德安按出生年月恰好就排在第一位，而其写于1979年的《沃角的夜和女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全书的开篇之作：
 
沃角的夜和女人
 
沃角，是一个渔村的名字
它的地形就像渔夫的脚板
扇子似地浸在水里
当海上吹来一件缀满星云的黑衣衫
沃角，这个小小的夜降落了
 
人们早早睡去，让盐在窗外撒播气息
从傍晚就在附近海面上的几盏渔火
标记着海底有网，已等待了一千年
而茫茫的夜，孩子们长久的啼哭
使这里显得仿佛没有大人在关照
 
人们睡死了，孩子们已不再啼哭
沃角这个小小的夜已不再啼哭
一切都在幸福中做浪沫的微笑
这是最美梦的时刻，沃角
再也没有声音轻轻推动身旁的男人说
“要出海了”
 
          显然，这是一首在写出当时即被朦胧诗的巨大光环所遮蔽的现代诗，与以往朦胧诗的公共记忆书写完全不同的是，《沃角的夜和女人》关注的是个体记忆和个体生命的体验，最重要的是与朦胧诗相比，诗人在语言态度上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坚决剔除，以及对个人化语体的追求。而到了1984年，同样是吕德安，又写出了一首更具有源头性质的诗歌《父亲和我》：
 
父亲和我
 
父亲和我
我们并肩走着
秋雨稍歇
和前一阵雨
像隔了多年时光
 
我们走在雨和雨
的间歇里
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
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
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
滴水的声音像折下一枝细枝条
 
像过冬的梅花
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
但这近似于一种灵魂
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
 
依然是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
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
安详地走着
 
          吕德安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处理，以及与中国诗歌传统的接续能力，到了《父亲与我》已趋日臻化境。诗中这对走在“雨和雨的间隙里”并“都怀着难言的恩情”的父子形象，几十年来一直清晰地留在了我们的心底。反观同一时期的一些大家至今都耳熟能详的最具代表性的“朦胧诗”作品，不论是北岛式的“言志”的还是舒婷式的“缘情”，现在读来似乎都难以使我们产生像《父亲和我》以及《沃角的夜和女人》这样的共鸣，这就是因为现代性写作指向的是永恒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母语活力，而朦胧诗的公共记忆书写最终逃不过话语时效性的陷阱。但这就是历史，当北岛舒婷们登上神坛的时候，在同一时期写出过更具源头性作品的吕德安仍然偏居一隅，默默地写作。有时，遮蔽就是现实，甚至遮蔽，就是历史。
 
        由此我想到1984年就写出过《1965年》的诗人张曙光，前几天在深圳见到他时问起《1965年》当年的遭遇，他告诉我这首诗写出后遭到很多刊物拒绝，最后被朋友萧开愚拿到了四川的一个地市级小报才得以面世。可见，与当下相比，现代诗的境遇在当时是多么的艰难！
 
        在方兴未艾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潮中崛起的诗人当中，有一个诗人的地位极其特殊，她最早被阴差阳错地归入“朦胧诗”一族，但却一直写着与“朦胧诗”完全不同的极具现代性的诗歌，这位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写作水准的了不起的诗人，就是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王小妮。
 
        当年还有一大批在大学校园外也同样致力于冲破朦胧诗束缚的诗人，如车前子、欧阳江河、孙文波等，他们与当时在大学校园里的诗人们遥相呼应，共同奠定了汉语诗歌现代性与多元性写作的基础。直到1986年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现代诗歌群体大展”为标志的 “第三代诗歌”运动正式兴起，在此后的30年时间里，尽管不断有各种沉渣泛起，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汉语诗歌彻底地回到语言的内部，回到诗歌本身。
 
        波澜壮阔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不仅产生了一批持续写作的优秀诗人和经典诗篇，开辟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写作时代，还在当时顺利地完成了“朦胧诗”的落地、传承与发展，并为后来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请未来的诗歌史家们记住这些活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诗人群：吉林大学校园诗人群、复旦大学校园诗人群、华东师大校园诗人群、安徽师大校园诗人群、武汉大学校园诗人群、北京大学校园诗人群、北京师大校园诗人群等数以百计的校园诗人群。记住当年的《诗耕地》、《夏雨岛》、《未名湖》、《新叶》、《江南》、《北国》、《北极星》、《南十字星》、《旋梯》、《大学生诗坛》、《大学生诗报》等等数以千计的校园诗歌刊物。因为当时的这些诗群，当年的这些油印或铅印的刊物里，走出过宋琳、韩东、海子、柏桦、张枣、李亚伟、赵野、王小妮、王家新、于坚、张曙光、丁当、吕德安、孟浪、胡冬、万夏、骆一禾、翟永明、萧开愚、陈东东、西川、臧棣、雷平阳、树才、伊沙、桑克、徐江、侯马、陈先发、李少君、黄灿然、余怒、蓝蓝、小海、徐敬亚、王寅、陆忆敏、野夫、张执浩、孙武军、徐晓鹤、王家新、石光华、周伦佑、曹剑、简宁、潞潞、唐亚平、娜夜、李元胜、伊甸、张小波、西渡、戈麦、路也、安琪、张真、张子选、苏历铭、马莉、韩霞、人邻、周瓒等等（恕有大量遗漏）这些当今中国诗坛的绝对中流砥柱。
 
        遗憾的是，与当年那些“并肩作战”的大学生诗友们相比，我在第三代诗歌运动兴起之前，就做了可耻的逃兵，直到20年后重回诗坛。三十多年来，不仅自己的写作乏善可陈，理论上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最近十年来一直算是深入诗歌现场，因为办多种诗歌理论和诗歌原创刊物而拥有较为广泛的阅读面和阅读量，当看到当年的那些大学生诗人们今天依然以锐不可当之势引领着当代中国诗歌这艘巨轮的时候，心中就会不时被喜悦之情所充盈——因为造就我们的，是一个共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