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摇滚乐可以让人淋漓尽致地体验一把过火的激情，那么民谣就是激昂奋进的时代最直抵人心的一根针。民谣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而这正如高晓松曾说“摇滚是推土机，直接就宣泄，但民谣是一根针，它就是要用它的方法刺到你的心里。”民谣与摇滚之间除了音乐表现方式的区别，在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追寻上，均与“自由”相关，民谣因其温和的曲风中包涵着若隐若现的反抗色彩，极富古典乐美又便于传唱的曲调，使其在普通民众中具有广阔的接受基础。
新民谣歌手宋冬野，因一首《董小姐》被青年乐迷们所喜爱，他凭借特立独行的音乐风格与朴实亲民的外在形象，成为“只要给他一个空间，立马可以展现才能”的独立音乐人中的翘楚。所谓“独立音乐人”，即：他们对于自我、世界、周边和生活等，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创作理念，最后以音乐的方式能够做到确切表达。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为主流听众所知的音响、乐感或是其他富有情感的音乐主题，然而他们推出的这些音乐也许并不会带来和其音乐品味成正比的收益。这是每一个独立音乐人不得不面对而又心甘情愿、甚至引以为豪地身处其中的艰难处境，而这或许就是“独立”二字在当下流行音乐中的坚守意义。
如果说一首民谣或一个人的民谣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传播，一定是它反映出了当下群体中一部分人的心灵感受，他们对社会现状与人生的某种普遍情绪。宋冬野说，我不思考社会意义，只想多做几年顽固分子。对“社会意义”的逃避与对“顽固”的坚持，无不反映出当下“愤青”们的普遍心理特征。而正是这种“逃避”与坚持，使得受众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鸣，也使得他们可以将社会撞击自我的疼痛感通过歌曲融汇于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不至于沉迷于个人幻灭感中不可自拔，甚至可以从这个出口向更远更深处眺望。
对创作者来说，民谣的自由发生机制，使得他们能够极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它不需要繁复的乐器，一把简简单单的吉他就可以完成一首民谣的配乐，简约而轻柔的音乐恰恰烘托出演唱者的声音特色与歌词本身；它甚至也不需要专门搭建的舞台与布景，一个安安静静的人群中的角落，就可以成为他施展才能的地方。在热闹而浮躁的当下，民谣的兴起与民谣歌手的被认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也可以说这其实就是音乐的本质，即音乐与每个人的心灵切合相关，它是文学之外另一个栖居灵魂的圣地。
当代民谣歌曲与演唱者的紧密融合，一方面使得民谣带有更强烈的人性化色彩，打上了创作者个人的印记，另一方面也符合民谣在当下的发展规律。只有将创作者与歌曲连接在一起，才能使民谣具有更大的传播空间、更高的认可度，与更好地促使本土民谣走向广阔世界的契机。宋冬野之所以被青年们喜爱，就因为他在一种极其亲切的说唱氛围中，用诗一般充满灵感体验的词语，与厚重而不轻浮的情感倾诉，表达出一个普通青年面对世界的迷茫与希望，站在未知面前的惶惑与紧张，与对真情的向往与感动。
宋冬野与他的民谣，是当下过于现实的时代里久已缺席的浪漫的回归；而他自己，将成为站在悬崖边歌唱的人，用固执的偏激与这个混杂的世界对抗。
作者：张颖
宜昌摇滚音乐节评论文
首届中国宜昌三峡摇滚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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