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上，我们往往说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追求个性自由，浪漫主义流行。流行的成因，有阳明心学影响（作为阳明信徒的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一说法）、经济发展等多种理解。文学史回顾这一段文学思潮时，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不可或缺的经典范例。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游园”一出中的唱词，缠绵悱恻，任谁听了，都不禁要为这情思打动，为这柔情缠绕。我们对《牡丹亭》思想旨趣的鉴赏，有一个主线便是肯定人性与欲望，尤其要针对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语。这句话的诠释，近来也有人认为不尽如字面意义那般，虽然诠释上有争议，但在其向下的传统生成过程中，产生逐渐强化的禁锢与束缚作用，是不争的事实。杜丽娘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算是革命般的宣言，宣扬个人的情感自由与激情，宣告着现代性的爱情永恒。
美丽、浪漫和炽热的爱情，犹如生命本身的光芒，吸引着我们，引我们的遐思与向往，所以《牡丹亭》自问世起便历久弥新，青春常在。
张爱玲是冷酷的解构者，她说，“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里面爬满虱子”，好多人会引用，但不见得真被那种苍凉惊到过。其实，晚明的人，也真不是文学史上写得那么朝气蓬勃，热情地追逐浪漫与自由。然而，他们也不是卫道士，他们简直是最早的后现代解构者。
比如汤显祖的好友屠隆，他在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前后，曾去遂昌拜访过这位老友，并为其作《玉茗堂集序》（参阅拙著《屠隆年谱》“万历二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吴新苗认为，此次会面，两人就《董西厢》的一些讨论，对《牡丹亭》的创作酝酿有一定影响（参阅氏著《屠隆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但屠隆在万历二十六年创作的《昙花记》，里面描写的爱情，与其友汤显祖的《牡丹亭》，完全是相反的两种风格，他把汤显祖营造的美丽爱情与憧憬，有针对性地解构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