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站前聚点
我是下午一点刚过就到了衡水火车站。尽管说的是有人接站，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到的时点不太恰当。正是吃午饭的时间，谁还会在此时来接站，还不如自己去干点别的，吃吃午饭，上上网，随便溜达一下都可以的。饭是吃了，网也上了，就是没顾得去溜达，到了两点半左右，我才开始给来此接站的倪海宁打电话。他说，他就在站前的西南这边。找了好一会儿，我也没看到他在哪个？不过，我再打电话时，他说我走错方向了。哪才是正确的方向？一时还真辨不清楚，火车站是南北走向，此时我是在出口的南边一两百米远的。我干脆就问他：你那边有什么标志物？他说：就在协和医院的那个大广告牌下。
他这一说，还真得了！我就不需要再去辨别，哪是西南，哪是东南了？只需要仰着头找到那个大广告牌子就好，此时此刻还是标志物好找。等我找到那个广告牌时，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正在车前打着电话的帅小伙，应该就是倪海宁的，尽管此前我没见过他。我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就是他打电话征询我是否来参加颁奖仪式的，不过，我没想着他会那么年轻，可能还不到三十岁，脸色稍黑，还精瘦精瘦的。我是看到了在他的车（车头朝西）后边不远，站着东西两摊年龄不一正说话的人，还都文质彬彬，并且，此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正往这边瞧着，摸着，凑着来的，——一看便知，这是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散客，此地此时并不是旅游佳期，很显然，在这个时点上来的，都应该是来参加颁奖仪式的。
东边那摊的俩个，一个声音很高亮，且稍胖，还白的，是王克楠老师，尽管也没打过交道，不过，我好像是很无意中上过他的博客，还在某个网站上看过他的帖子，也读过他的文章；在上届的孙犁散文奖大赛上，他还获了个二等奖的，不过，若不是经他的自我介绍，还是很难将他与较响亮的王克楠这个名字对上号。在来这儿之前，我已把这两届的获奖名单仔细阅读过数次了，我很羡慕他，能搞个二连冠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届的获奖率均约为百分之一。另一个，声音比较柔和，头上还戴着个帽子的，王克楠老师代为介绍了，是冯晓军老师，专门写树的，他的《林间笔记》一书获得了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说实话，对冰心散文奖只是这两年有所了解，在读相关的获奖文章时，我也只是读了几篇获得冰心散文单篇奖的，获奖的集子还真没读过的，不过，羡慕和敬重还是一点不减；不过，这也更让我在大家（当然，不是仅指对冯晓军老师了）面前说话时，不敢太随便，尽管一般情况下，我说话就不随便。
接着，我们又随便寒暄了几句后，王老师就过去与西边的那一摊人打招呼了。好像他是说，要去找闫文盛他们，并且，他还顺便交代了，闫文盛——《都市》杂志的主编。显然，他与他们比较熟悉，或许，最起码是碰过面的。他们都是些早已成名的作家、编辑，或是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多年的文友，已记不清在那几个人中都有谁了。
王老师去了那边后，我似曾提醒冯老师，也一起过去打个招呼，可冯老师说，他不大喜欢凑热闹。我与冯老师两个人单对单的聊着，不大一会儿，就没多少话可说了，我觉得我们俩个似乎是都属于不很健谈的人。说实话，我也想去那边凑个热闹，来参加这个颁奖会的初衷就是为了认识几个文路上的朋友。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纵使以后走不着这条路，不过，那也可算是一个备用的。可若是我一去那边，这边就把冯老师一个人撂下了，仅是按常理来说，就很不礼貌。况且，我也很怯生的，与他们几个都是未曾谋过面。
正在我处于犹豫之时，古月来到了我们这边。上届他获了个三等奖。他一过来，便跟我们开起了玩笑：上次的三等奖，没来参加颁奖；此次的是入围奖，却来参加了。我还真怕，下届再参加（征文）时，说不定，就没机会了。——参赛者的水平真是提高了不少，这次我比上届还要下功夫的，可是才入了个围。
听到他这话，我和冯老师不约而同地都陪着笑开了。不过，从他的话中，我也领略到了孙犁散文奖获得起来还确实是有些难度的。在第二天，作为终评委成员之一的李晓虹老师在得知此次得奖比例仅有百分之一时，她说出了：“你们这次能得奖，还真不容易！”从此也不难看出，要想得个孙犁散文奖还真得有点水平的。在这次颁奖活动结束后，我专门对其中的部分获奖人员做过网上搜索，发现在这次的获奖作者中至少有四人获得过冰心散文奖，分别是阿慧、冯晓军、赵丰和吴光辉，其他的不少人也都已N次分别获得过这样那样的全国性或省级大奖，要不就是出版过多部长篇作品或专著的。
对了！为了不让我们将他与那个也叫古月的电影导演弄混了，他还特意强调，他们可不是同一个，尽管都是从事文化活动，但人家是搞电影，他是在法院做宣传的。并且，他用古月这个名字，比那个导演用的时间还更早的。
如此说来，一见我们就开玩笑，还真能把他的职业习惯给体现出来的。与人开玩笑，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宣传方式，他做得很不错。
东西两边聊得正酣之际，一个个头高高的穿着乳白色上衣的美女已快步来到了我们这边。倪老师一问，即知她是陕西的。我立马就揣测着，并喊出了她的名字：卢文娟。我看过此次的获奖名单上，陕西有四位，其中两位像是女的，另一有点像女的那位叫张亚宁——后来，才发觉，他是女子名男子身。此前，我上过卢文娟的博客，那上面有她的照片，估计不会叫错。
此次来安平，在我最想见的三个人中，除了与我同在周口未谋过面的阿慧，还有已故著名笔记体小说家孙方友的女儿孙青瑜（老家也是周口）之外，就是陕西的高鸿老师。想借此机会认识一下阿慧和孙青瑜，还好理解些，都是同市老乡的；想认识高鸿老师，是因为对他比较仰慕，我多次上过他的博客，既知道他的著作颇丰，已出版过多（5）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文学作品，还更知道他有一个很争气的女儿，老早就在文学之路上崭露头角了。其实，我对高鸿老师起初的亲近感，还有些源自于我们的名字，——我们不只是同姓，而且在名字中都有个可以谐音的鸿字；同时，在此次的获奖名单上，我们俩个正好还挨着。我的本名为高洪义，高阁只个是笔名，是为写这篇《牵绳荡悠悠》而随便诌出的一个代号，不过，现在沿用下来倒成了高阁阁。说实话，我之所以能那么清楚地记得陕西此次获奖的有四位，还多半是因为知道了高鸿老师，也因他而顺便关注到了那仨。
此时，好像是高鸿老师正在西边的那群人里。因为卢文娟在刚给我们打过招呼后，就说起了，她的此行请假真难，还差点不能来时，高老师说话安慰她了。她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刚被借调到教育局不久。她的科长不准她的假。她向科长哀求了好久，他还是没给个准话，把很是谨慎的她急得，也委屈得（——那科长对她此次获奖未给予褒讲）都快想哭出来了。看到她很执着，无奈之下，那不愿担责的科长，就把是否准她请假的皮球踢给了局长，让她向局长去请假。哪知，那局长很能理解人，也很会体贴下属，不但立马就准了她的假，还给予了她鼓励的，让她高兴得都要快屁颠屁颠的了。估计她还不到三十岁，很可能在此次的获奖人员中，最起码在来参加颁奖仪式的获奖作者中，她的年龄差不多是最小的，——这只是我个人当时的揣测。要不就是，她比后来遇见到的那个代为朋友前来领奖的葛少爷大一点。好似在去向局长请假前，她也已做好了不被批准时的应对措施了，即使是冒着宁可因矿工被罚款的风险也要来的，她也是想借此机会来多认识几个文路上的朋友的。她的这种敬业精神很可嘉，大家也都对她表示了支持和赞同。当场，她也向大伙表了态，以后，不论如何，哪怕是再艰难，也一定要在文路上走下去，——她很喜欢美术和文学的。
随后到来的，是宁新路老师等。在听说了卢文娟参加颁奖会的请假之事上遇到了劫难后，宁老师便像大家一样地，一再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去。宁老师还进一步安慰她，等有空了，你把这件事写成文章，最好是散文，若是没人给你发表，就投寄给我，我来帮你发。宁老师的话，肯定不只是为了应付她，或仅是给她一时的安慰，我感觉到此前他就好像是认识她的。并且，宁老师是《财政文学》的主编，说起话来，自然是有底气，也能兑现的。说实话，她的文笔也很不错，不只是因为此次获得了三等奖，更是因为还正年纪轻轻的她就已出了一本散文集的。不过，我不知道她是否已将此事成文了没有？
接下来，刘亚荣大姐过来了。一看到她笑嘻嘻地走过来，老远就开始给大家打招呼，我一眼就认出她了。她也是一个二连冠，我也上过她的博客，她的真人与博客上的照片没二样。不过，真人看着，更亲切，也更乐天派，还要年轻些。
再接下来，是邓迪思等。在邓迪思还没到之前，我们就已听到，亚荣大姐给克楠老师说了：迪思，一会儿就到了。我在西部作家网上看到过邓迪思的照片，那上面是很帅，也很年轻的一个小伙，而这小伙应该是很精巧。等让我看到邓迪思时，比我此前勾画的帅多了，简直是帅呆了，尤其还是一个有一米八高长着宽肩厚背的大个子。此前，我只是根据照片臆断出的他，——那照片只是一个大头照，并且，还好像是一个特写。对了，我还差点，很无端地把他猜想成是一个蒙古族汉子的，或许只是因为我在内蒙那边待过两年时间，不知觉地就受到了一些影响吧。
等王宗仁和李晓虹老师（好像是与宁新路老师等坐的同一趟车）很快地跟上来后，大家就一起从衡水火车站那里前往安平县了。对了，能歌善舞的闻月所到的序次已记不起来，不过，他是与我们一起到达安平县的。在去安平的这一路上，他很健谈的口才已让我们初步领略到了。在此后的一天多时间里，他既让我们听到了他那美妙的歌声，也让我们看到了他那很优美动人的舞姿，他的腰姿柔和起来，真像他家乡的湖南妹子一样，尽管他已在广州花都定居多年，不过，家乡花鼓戏的风采他还是一点未减。
安平汇识新朋友
此次孙犁散文奖的颁奖仪式，在孙犁先生的故乡安平县城举行。在前往安平的途中，好像是快到深州地界的时候，邓迪思给冯晓军老师递过来两本杂志，是《西部作家》（双月刊）2014年6期。我与冯老师在同一排坐着，顺便从他那里暂借一本看了看，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该杂志。本期上刊载有冯老师的《鲁迅今年七十三》一文，还有王克楠老师的《墙》、刘亚荣老师的《二愣叔》、邓迪思的评论《在理想草原中盛开的萨日朗花》等，因是在车上，并且冬天的天短，傍晚的薄暮已渐渐升起，随便浏览几眼后，就把它还物归原主了。此后不久，冯老师问我的那句至今让我还在汗颜的。他说：高阁，您的大作都发哪了？我心说，我有什么大作哇！自己是才入路的。我只好把自己已发的几篇作品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算是给支吾过去了。
等我们到达安平县城的时候，天早已落黑。我们被安排在了菩提园宾馆。在参加颁奖仪式的人员中，有的上午就到了。吃晚饭时，我们这些后来者看哪里有空位就去哪里坐，我们的这种随即落座方式，难免会出现鸠占鹊巢的情况。人家中午在哪个座位上坐的人，若是去得稍晚一会儿，只得另找空位去吃晚餐了，因为被我们这些个后来者给抢先了。
当天晚上，与我在一起吃饭的，有上午到的黄圣风、张金凤、赵峰旻、陈忠、孔淑茵、梁陆涛、吴光辉等，还有与我一块到的刘亚荣。说来也巧了，从衡水回来时，我与黄圣风坐的不只是一趟车，而且，还在一个车厢，只隔一个铺间；并且，我与她在从各自家乡去衡水时，都犯了舍近求远的错。她是从家乡找朋友把她送到信阳，再坐车去衡水，而从她家乡阜阳就有直达衡水的客车；我是从郸城坐大巴到郑州，再去的衡水，而在我家所在地周口市发的就有路过衡水的客车。
那天晚上。咋一看上去，觉得孔淑茵与孙青瑜有点相像，我还以为她就是孙青瑜的。孙青瑜，我也只是在她的博客上见过照片，好像是仅有一两次。刚一落座，我就问她：你是孙青瑜吗？她告诉我：她没来的，本来她的票都已买好，临时有事，又给退了。
本来安排的是她与孙青瑜一块住，所以，对孙青瑜的事情她知道得也更多一些，或许，她们早就认识了。尽管她可能比孙青瑜要大一些，但是她们都算是已有些成就和名气的作家了，或许，此前曾碰过面。
我这么急着去问她是不是孙青瑜，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不过，我还是再问她了，在无话找话的：你姓孙？
亚荣大姐，接上了：她姓孔，叫孔淑茵。
原来，我把她的名字给记成了孙淑君。她是河北的。
就餐期间，我趁孔老师不在意之际，偷偷地又瞄了她几眼，这回，她还真不像孙青瑜了。最起码，与照片上相比，孙青瑜的脸从上至下都比她的宽，尤其是在下巴这边，孔老师的更显得稍尖些；并且，孙青瑜更嫩发，脸盘也丰满些，而且更年轻。刚开始吃晚餐时，觉得吴光辉有的怪，只是一小块一小块地揪着馒头吃，而不吃菜。后来才知道，他这个南方人吃不习惯北方的菜，最怕吃辣椒，哪怕只是一点点，——即便是炒菜时用以炸锅底的辣椒味，他也降不了，更别说是把辣味当作是一种享受了。他只等着吃米饭，先一点点地揪着吃馒头多半只是为了堵着口水不外流。
我与梁陆涛老师在一个房间住。晚饭后，我与梁老师正随便聊着，也正想着去找不去找齐善兵时，他倒是送上门来了。他也是河南的。他在郑州的，我们也是素昧平生。谈话间，从他那里得知，阿慧没来，也再次证实了孙青瑜没来。他已经去找过她们了。不过，他的话一时也有些让我疑惑起孔淑茵告诉我孙青瑜退票之话的准确性了，因为他告诉我，孙青瑜不在房间里。也或许是，他去敲门时，只是随便一问就了事了，人家一答也就算应付过了。
二十来分钟过后，齐善兵回去休息，我没出去串门，即使是与高鸿老师住隔壁也没去打扰他。因为此后又来了两拨人，一拨是倪海宁和王志新老师，他们是给我们来报销车票的。尽管我的差旅费票据上有些瑕疵，从郸城坐到郑州这段的大巴当时没给我票，——我坐的是夜班不进站的车，车票不大好搞，但他们还是帮我给报了。第二拨，是邓迪思和王金石，来发名片，做宣传，也是组织稿源的。他们说，他哥俩办了一份杂志——《燕赵文学》，让我们多关照。其实，我们，尤其是像我这类还未出道的文坛上的陌生客更需要他们的关照，尽管后来我了解到，他们的这本杂志暂时还只是（河北）内刊，不过，魅力肯定还是不小的。
在交换名片时，我这里又出现尴尬了——此时，我没有合适的身份，因为我的身份曾多次变化过，也多次不务正业过，现在都很怕找不到正业在哪了；可若要是把这些不务正业的事都掺搅在一起，暂时，我还不大乐意成为一个人所多知的“迷彩衣”，所以，我也就没有准备此行的名片。人家的名片交换到我这里时，就成了我的单方接受。在此次的安平之行期间，我所获得的名片，包括梁陆涛老师的名片，也包括高鸿老师的，甚至是陈忠老师、王宗仁老师等的，都是这样得来，甚至是去要来的。看来，真的需要赶快印制一匝名片，免得再次出现不劳而获，且，只礼尚而缺往来的不雅之相。说实话，这样的不劳而获，在此期间已是无法立马就制止了的。
那晚，在邓迪思和王金石走后，梁老师给我说：我来时带了两套自己所著的书，想送给李晓虹老师看看，可送给她一套就够了，那一套就留给你看吧。
一套三本书，都挺厚，共计一千六七百页，这是他多年来从事新闻和文学创作的精华，就这么轻易地让我白得了。我还真有点过意不去的，当时，我确实想给他一些工本费，可一直没说出口，也确实是不知道如何开口才好的。我去时，除了在路上买的那本杂志，还有自己此次获奖作品（修改稿）的两份打印件及随身所用物件之外，没什么东西可以回赠，让我真是受之有愧。我的这两份打印稿，本来是想留一份给高鸿老师的，可到后来，我也没好意思给他，这才萍水相逢的，就去麻烦人家真是难为情的，尽管在此后的两天我与高鸿老师交流，或是交谈的时间还真不算短，可还是想着等以后再找机会吧。
那晚，在梁老师把那个包装打开，将其中的一套书递给我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他开始催促我休息时，我才把眼睛从他给我的宝贝书中抬起。当然，在我的眼睛专心致志地停留那书上的时候，我的嘴也没少给出中肯，且也发自内心的想法和看法。我的这种用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陆老师创作成果的认可和欣赏吧。梁老师之所以这么急着把他的宝贝书给我，不只是想让我早点拜读上他的大作，还因为他准备在颁奖仪式举行完的午饭后，就去衡水市区那边会朋友，下午的参观拜访活动他就不去了。早已约好了，人家于中午来安平县城接他，中午他就不回下榻的宾馆了。
第二天上午在开完孙犁文学研讨会后，来参会的石玉录老师找到我说：高阁，我也是河南的，咱们是老乡。听他这么说，刚开始，我很觉得奇怪：在获奖名单上，他的地址可是上海的呀。他已去上海多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阵子鼓励公职人员下海经商时，他就办了个停薪留职，此后便风风火火地在上海干起来，也在那里落住了脚。他的小孩，都在那边工作，他也快退休了。现在想起来，他那时想得真开，电视台的好职位就放弃了。在上海，他现在混得很不错，活几乎都不用干了，仅是靠吃4套房的房租，就能宽宽绰绰地顾着一大家了。
陈忠老师是个大块头，身材既高大还魁梧，相对于我等紧身个来说，差不多可以说像个小铁塔了，若是肤色再黑一点的话。颁奖仪式结束时，我与他等在礼堂门口闲扯时，他说了一件让我们都觉得先是很令人激动，尔后又很使人大跌眼镜，可又无可奈何的事。一次，一家企业的老板邀请他为该企业写一首诗。他一周就交了差，——这首诗不算很长，让他拿到了一万五千钱的报酬。按说这已经挺不错，也算是美差事了。不过，等人家把这首诗拿给王刚，让王刚一朗诵，才不几分钟时间，就是三十多万的报酬。他花了一周，才一万五；王钢的不到十分钟，就得了三十多万，这公平吗？可人家的老板就是这么心甘情愿，他喜欢王刚呀。若是换个人去朗诵，哪怕是比王刚朗诵得再好一些，他也不会给人家这么多的，能有这一半，甚至是能有三分之一多，那就是烧高香了。是啊，这是一个愿给，另一个也不去拒绝的事，谁想说啥，也是没用的。
第二天下午去参观时，一路上我们又更熟识了一个葛少爷。他说，他与电影明星葛优是同一个大家族的本家，关系还很近。葛优是葛大爷，很年轻的他肯定是小葛，大家也就把他称为是葛少爷了。这个少爷还真了不得，不是因为他是替一个脱不开身的朋友去领奖，也不只是因为他是老葛的本家，主要是因为这个年轻小子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似乎都很内行的，以至于让几个“老道场的”（年多见识广）都悄悄地说过：若真是如他在侃江湖似的说的那样，这小子真是有本事，——他会的，可是全把式啊；将来，肯定是要了不得的。
此次来参加颁奖仪式的获奖人员有三十多个，大都接触过，不再一一叙说。
惊人相似的镜头
说实话，我真没有预想到，在此次的颁奖会上能遇见王宗仁和李晓虹老师这样的大腕，最起码在中国的散文（此处囊括报告文学）界以大腕来称呼他们确实是不为过的。王宗仁老师，不只获得过冰心散文奖，还获得过全国第一届报告文学奖，曾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创作了好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此颁奖会期间，我曾看到一个获奖作者拿着特地从网上买来的《藏羚羊的跪拜》这本书找他签名留念，这是王老师诸多感人书籍中的一本。王老师的那篇《歌的高度》，每次让我读起的时候，都会让我禁不住地想掉下眼泪，不只是为那个无名女战士的奉献精神感动得掉泪，也更深深地被王老师那细腻和真挚的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情怀打动。李晓虹老师，是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冰心散文奖评选委员会成员之一，主要从事散文理论研究，出了好多的专著。他们都让我很是佩服和敬慕。
若是与同李晓虹老师的交往相比，我与王宗仁老师的接触还稍多一点。第二天下午，在去台城村参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和孙犁故居期间，我与王老师有了几次稍近的接触。因为觉得他年龄稍大，在下台城特别支部门前的台阶时，我曾在背后轻轻地搀扶过他，不止一下，因为王老师是走走停停的。尽管我不是那么很刻意的，不过，我想王老师肯定能感觉出来，我是在照顾着他的。在孙犁故居里，一路上，我离他也不怎么远，而且，在回转过来，将要出去时，在故居的东面和北面还有两处房子的用途王老师没看清楚，实际上主要是挂着的那两个铭牌上写的是啥看不大清——于是，我便特意跑过去，看了后再告诉他的。南边那一处西朝向房子的铭牌上写的是：牲口棚，北边那处门朝南的房子是佣工房。
王老师在孙犁故居里的一个镜头真是打动我了——每到一处，他都要把所看到的关键之处，譬如各处房子的名字，内部的主要陈设等等，都记在了随身携带着的笔记本上。刚开始看到他从挎肩包中掏出小笔记本，拿出一支在我们当地的大街上仅值一元钱那种很简朴的水笔，不时地低着头，很认真地记着些什么，我还真有点想笑他，这个个子不高还有点土气的小老头，怎么还跟小孩子记笔记，或是抄课堂作业似的，把什么都记下。把所看到的，用心记下，不就行了吗。一时还确没想到，好记性真是不如赖笔头的，尽管这话随时都可以从自己的嘴中说出，不过，等到了快出孙犁故居时，前面都已看过些什么？又有哪些是值得加以关注的？还真不能全部想起来的，此时，还真不得不佩服他这个老作家老前辈在搜集写作素材时，所做的努力和认真劲确实是值得学习的。到今天，再去回忆起，在孙犁故居都看到了些什么的时候？无论是能说出，还是能想起的，又少了许多。也更深深地领会到了，人的记忆会遗忘，留下的印象会日渐模糊。
从安平回来后不久的某日下午，我去市文联的《大河文学》编辑部找阿慧。阿慧是该杂志的副主编，兼编辑，来当编辑之前曾当过老师，也做过记者。此前，我只是知道她的大名，并不认识她，在去安平之前还真期望着能在安平与她偶遇的。不过，她因公事缠身没去，让我的期望落个了空。
说来不巧，那日下午阿慧老师因患感冒未去单位，不只是让我与她不遇，而且，我还差点吃上了一个闭门羹。那会儿，她的编辑部正锁着门的。待我在走廊里跑了两个来回后，正要离开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把编辑部的门打开了。他是阿慧老师的学生，暂来此实习的。我把随身带去的书给他，让他转交阿慧老师。这本书是在安平的第三天临回来之前吃早饭时得到的，是宁新路老师此次获得一等奖的新作《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这本书。其实，它是邓迪思为宁老师代赠此书时，我顺便多要了一本，准备带回来把它送给在此次的安平之行中未能见到同在一市的老乡阿慧的。
待我准备从她的编辑部出来时，看到在屋子的东墙边正放着一摞刚印好的《大河文学》2014年第4期，紧挨着这摞的南边还放着少部分的第3期。早就想得到一本了，——此前只是听说过《大河文学》，可一直没得到过，在离开之前我还有点怯意地说道：能给我一本吗？
我的怯意源自于，《大河文学》暂时还属于内刊，据说，它这个内刊好像只赠送给市作协会员及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而我既不是市作协会员（还未来得及申请加入的）和相关人员，而且，我所在单位也肯定不是有关单位——因为，在单位里我从没看到过该杂志，也好似没听谁说道过它，或许是大家并不爱好，也不怎么关心本地的文学刊物。在去年之前，在我的印象中市文联原来的那本文学刊物《颍河》早被砍掉了。
我只是想要一本，或许是因为被我给感化——大老远的还给他老师稍带回来一本获奖书，况且，我还是个与他老师素不相识的人，他就很豪爽地给我找出了《大河文学》2014年度的1、2、3、4期各一本。我用一换他四，心理也自是一种快意，其实，不只是因为自己得了便宜，也更是因为我在安平多要那一本书的原意得以实现了，尽管还得麻烦人家转交，不过，总比自己一直为她保存着要好上许多了。
在翻看所得到《大河文学》第2期的目录时，我看到了《海拔76米的风景》，这篇文章是王宗仁老师写的。在去安平之前，无意之间我就已搜到过这篇文章。也更没想到，会在自己家门前的刊物上看到这篇文章，里面写的是2014年5月他受邀去参加沈丘县举办的“游槐园•写沈丘”文学采风活动的事。在拟去重读这篇文章时，我无意间看到了该本杂志中间的一张照片，是王老师的。照片中所现的场景，除了他所穿着衣服的厚薄款式色彩、所处的场合与我在孙犁故居时所亲眼见到他的那一幕上的不一样之外，事关他的其它情形几乎是与那里是一模一样的：他用左手托着个黑皮的小笔记本，用右手拿着一支还是价值仅一元钱的水笔，左肩上挎着一个小包，低着头在默默地记着感兴趣的什么。
说真的，看到此张照片时，王老师这种认真、和敬业精神，再次打动了我。也更促使我要把在此次的安平之行中所看到的感人的和难忘的事尽可能地多记录下来一些。
真正的敬业，就需要一种很执着的情怀，坚持不懈就是这种情怀的一种体现。此次的安平之行，也让我看到了，诸多的大家确实是无架，很平易近人，也很接地气的；大家们无架的做派，和姿态，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