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三杰

　　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的一笔。因为他们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他们为曹氏三杰。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新局面的开创者，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一大批文人，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曹丕擅长诗文、辞赋，尤其是《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第一个创作《赠白马王彪》全诗五言诗，他把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曹操（155-220），东汉未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朝的实际建立者。他倥偬军旅数十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打下北方一片天下。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贡献、既智且诈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汉末大乱，曹操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方面非常广大，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未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清代诗人沈德潜指出：“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怀有统一之雄图，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一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已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曹操的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曹操现存二十余首诗，虽然用的都是乐府旧题，但内容却是全新的。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中国历史上对曹操的诸多评议都作了论述，为人谲作的一面也如实作出了反映和评论。三国时期许邵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大胆的突破。这种重视反映现实生活，不受旧曲古辞束缚的新作风，大大推进了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曹操的形象受到后代学者的歪曲，而其历史功绩远远超过过失。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倾向于认为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多方面贡献的杰出人物。  
　　曹丕（187-226），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建安文学代表者之一。三国时代第一位皇帝，结束了汉朝四百多年统治。曹丕的一些措施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才能，然而在军事才华上远远不能和父亲曹操相比，三次率领大军南下伐吴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但是他的文学有相当高的成就，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祖。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援，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选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他多次随其父于金戈铁马间南征北战，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状，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生活基础，也确实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曹丕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植(192-232)，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指出“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曹植的诗风，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笔力雄健，体现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风，另一方面又呈现着色泽丰富，文采斐然的面貌。在这一点上，曹植是度越前人的，在所有建安作家中，也是突出的。所以，在中国诗歌史上他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他的作品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最大。刘勰说过“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曹植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的问他：“汝倩人耶（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言出为论，下笔成文，愿当面试，奈何倩人！”。曹操大为赞赏，封其为平原侯，并勉励说：“吾昔为顿丘令，正值二十初度，思当时所行，无愧于今。今汝已长成，可不勉哉！”加之才高，素为曹丕所嫉。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世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不拘礼法，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曹操疑其乘巧，而不如曹丕心诚，立曹丕为嗣。曹植晋封为临淄侯，与长兄曹丕争夺继承人地位。魏文帝曹丕妒忌曹植的才学，发兵将曹植捉来，让其“七步成诗”，继而又让其立即成诗，曹植均能做到。曹丕迫于太后的压力，放过曹植，对其只做贬爵处罚。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一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到限制和打击的对象。曹植为建安文学中成就最高者，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也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北朝时期《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钟嵘的《诗品》曾评论此三人的水平，并将曹植为上品：“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曹丕为中品：“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曹操为下品：“魏武帝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到了唐宋以后，对于曹操作品评价普遍提高，认为其诗歌的意境、胸襟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近现代著名史学家黎东方在评论三国时代文学成就时，只提了曹操、曹植与建安七子，而略过了曹丕。当代学者余秋雨认为应该是曹操第一、曹植第二、曹丕第三：“曹植固然构筑了一个美艳的精神别苑，而曹操的诗，则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虽然出自一家，但是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曹操一生雄才大略，建功立业；曹丕一生富贵闲话，安守父业；曹植一生壮志未酬，郁郁寡欢。这一切，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水平，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但同登文学殿堂，而且以其辉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