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独坐的我，晓梦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钟 一秒钟感到不能言说的境象和思想的我，与课室里上课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冰心：《我》
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留给个人的时间和空 间竟少得可怜。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被时代驱赶着前行，像赶赴一个个盛 大的集会，停不下来，也来不及思量。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的：“在 20世纪中国，一般人恐怕不必指望去逃避历史强加给他的规定性成长。” 我们只听得到群体的口号，而听不到个人的声音。政治空间对心灵空间、 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挤迫，几乎成了本世纪的标志性景观。
而冰心，这位身着旧式旗袍的新式女性，自新文学发轫的第一天起， 就开始在荒芜的心灵园林里打扫尘垢，锄草施肥了。她试图以智慧的繁星 和纯真的春水，焐暖世纪冰冷的胸膛。与名字相反，冰心是温暖的，她没 有染上那个时代的女子特有的闺阁式的自怜，而纯然是一尘不染的洁净与正直。她外表的单薄与弱小，更凸显出她精神的伟岸与不凡。
冰心与鲁迅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鲁迅代表了新文化中阳刚的一面，冰心则代表阴柔的一面;鲁迅是一柄锋利的社会手术刀，冰心则是慈 爱的灵魂布道者。学者李吉力在论说《红楼梦》时曾指出，女人是水性的， 男人是泥性的，“这两种特性表明：女人是自然的作为审美向度出现在历 史中的，而男人是社会的作为力量的象征从事于历史的创造的。”如果说 鲁迅是荒野上的战马，冰心则是河流边的水车，她承继的是中国文化中娴 静的部分，依靠的全然是自然的力量，浇灌心灵的沃土;如果说鲁迅是以 超人的力量肩起历史的闸门，冰心则是于不动声色中改造世道人心。冰心的存在，丰富了“五四”文化的精神维度，使中国的精神启蒙不是一种简 单的线性结构或平面结构，而呈现出迷幻复杂的姿态。
遗憾的是，这样的精神姿态没能赢得足够的发展时间而过早地夭折了。 当鲁迅传统生长为一株大树时，冰心却日益成为盆景园里孤独的标本。“文革”中泛滥的兽行不是因为群体信仰的缺失，而是因为个体良心的泯灭。那些闪烁着幼稚的眼光，本应从《寄小读者》中汲取营养的学生娃子， 争先恐后用《毛主席语录》抽打作家的脸颊。还会有女孩，在无边的暗夜 里为远行的人制作一盏温暖的小桔灯吗?
冰心依然被选进课本——当然，是很久以后。我最初便是在课本里 结识冰心的。然而，漫长的时间足以将所有美丽的外形浸泡得变形。那些 在时间深处长出绿苔的旧日文章，被工匠的巧手镀上新的光芒，于是，冰 心笔下的“黑暗潮湿的山路”、“桔红的光”，便神奇地具有了政治隐喻 性。严密的政治话语系统可以妙用每一个个体声音——即使你有个体声音，它也会强行为公共所用。
茅盾在《冰心论》中写道：“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 长些的诗篇比《繁星》和《春水》高。”茅盾是典型的政治型作家，他的小说如社会学论文一般谨严缜密。他对文学价值取向与己截然相反的冰心作出这样的评说，绝对非同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