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创作】
“在文学上，女性还真比男性写得好”
“我觉得在文学上，男性和女性真是不同的，女性还真就比男性写得更好。”
新京报：很多人都把你定义为一个女性视角的作家，但我觉得用性别来归类你的写作不够恰当。从《遍地枭雄》到《匿名》，看不出女性视角，《遍》里甚至有“厌女”的成分，《匿名》里更没有任何男欢女爱，感觉你叙事的女性视角在隐退，可以这么说吗？
王安忆：谈这个问题前，首先必须界定一下什么叫女性视角？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印度学者，他很好奇为何中国女作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作家”？我说，首先这“女性作家”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们中国人实际上认为男人和女人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第二，“女性作家”的提法多少是把事情狭隘化的，你们为什么不说格非是“男性作家”？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女作家被别人定义为“女性作家”时，心里就已经不高兴了，感觉是把她贬低了。但其实，就本质来说，我觉得在文学上，男性和女性真是不同的，女性还真的就比男性写得更好。小说这个东西，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而女性对日常生活有莫大的兴趣，她们对生活的关心和对人心的深刻体察，是男作家远远不及的，小说这个东西没有“帝王之心”，是很凡俗的东西。
这么说的话，《匿名》还是凡人的故事，还是女性视野的。
王安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写《匿名》，还是以女性视角出发的。作为一个女性，我对生活的表象是很尊重的，要求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须合理，不想一上来就去写个“史诗”，我没有写大世界的妄想。媒体定义的女性视角，就是小情小趣，就是描写闺阁、情爱什么的，非常狭隘了。
从《长恨歌》到《天香》，读者简直把你定型化了，就是一个海派的女性作家，老把你跟张爱玲比较。现在出了《匿名》，有人就不习惯了，就要来讨论一下这种不适感。
王安忆：有人讨论我就很荣幸了，我本来觉得写完《匿名》，我的读者要锐减了，因为这个小说是很难读的(大笑)。
【谈虚构与非虚构】
“非虚构相对好写，虚构的东西真的难写”
“我对中国的新诗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些新诗都是从译诗过来的，已经发生很多的误解、修正和改良，我个人对新诗是要保持距离的。”
新京报：你说到了非虚构，2015年的诺奖给了白俄的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被誉为“一场非虚构的胜利”，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王安忆：我非常理解的。现在我们基本保持了和国际同步的译作引进，虚构性写作变得越来越难，而非虚构则相对好写，它本身是真实的，就降低了人们对传奇的要求。而虚构的东西真的难写，为什么以前我们会觉得小说好？因为原来我们是封闭的，一下子就读了那么多好小说。但读到现在，就越来越挑了，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虚构写作都在削弱。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人为什么现在对非虚构写作的热情超乎寻常？
王安忆：我觉得这和现在传媒主导的信息流畅度有关，人们对所谓的真相的了解欲望特别高，但其实并非所有事件都有真相。巴黎暴恐案发生了，全世界的人都想知道案件的细节，非虚构写作提供的就是这种细节，我知道几个现在还蛮出名的非虚构作家，比如梁鸿，她更像社会调查家，而美国人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我也是看过的，更准确地说他就是一个走了很多地方、观察敏锐的记者，但这些书和虚构作品不是一回事。
新京报：读者对非虚构作品的关注，你认为这会不会分散他们对小说的注意力？
王安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不能对读者有任何要求。这种非虚构风潮的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虚构作品真的难写，对作家智慧的要求更高。第二个是现在的非虚构写作吸收了虚构的太多养料，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在用小说的方法写他们的学术发现，小说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修辞性、结构上的特质，都会让人更好地表达自己。
非虚构写作我觉得在目前来说可能是一种发展趋向，传奇、耸动、真相、不可思议，非虚构作品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对虚构作品很冷淡是正常的，那么一个小说家就必须要问自己，还能赋予虚构什么东西呢？这是小说家的功课。
【谈中国长篇写作】
“出了那么多长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
“现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教育已经非常糟糕，一流的人才都不选文科，我们复旦中文系都找不到第一志愿的孩子，全都是调剂来的。”
新京报：我们中国的小说家的发力点很多都在长篇，去年你在台湾的演讲中谈到，如今的写作是被长篇小说伤害的。近来有一份统计，说中国现在每年要创作出5000多部长篇小说，但质量堪忧。你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的长篇写作状态？
王安忆：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长篇是很难写的，需要你有成熟的技巧、智慧和控制力，但为什么长篇比从前更多了？原因很复杂，出版社要出书和宣传，当地政府部门要立项拨款，如果你写的是中短篇，这个事情就没影了。但其实出了那么多长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一个作家刚开始写作时，才华是很脆弱的，经不起长篇的能量。在我刚开始写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总是先写中短篇，但那时中短篇很受欢迎，有很多文学杂志会给你出短篇集、中篇集，你会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才华成熟，再去试水长篇写作。现在的长篇呢？哪一本能看得下去？
新京报：你个人是不是长篇也读得更多？
王安忆：我还是爱看长篇，长篇读着多过瘾啊。我觉得中国的长篇，在结构上还是完整的，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严歌苓，可能因为她在美国受过创意写作的训练。我们撇开美学观、价值观不谈，仅就长篇结构来说，她做得很好。她很高产，写作已经有了匠气，是有套路可寻的，依照这个套路她能调动起感情和素材。这种匠气倒未必是有害的，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作家都是托尔斯泰，而我们的问题是，自己的作家连这个套路都还没形成。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当代中国作家的学养如何？
王安忆：我觉得中国文坛里，格非是最有学院气质的作家，更贴切地说，他就是一个学者，然后去写了小说。其他的人我想不出来，可能现在要谈中国作家是否形成学养的问题还太早了。如果跳出学府，以是否能理性认识写作、认识社会的标准，我觉得是韩少功。我们是同时代的，他是我这一代人里最有自觉性的作家，对历史的认识、对文学的理想，是很突出的。
新京报：在青年作家群里你觉得有这样的人吗？
王安忆：很难说得出。现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教育已经非常糟糕，一流的人才都不选文科，我们复旦中文系都找不到第一志愿的孩子，全都是调剂来的，这很可惜。我的那个年代，最好的人才都是读中文系的。还有就是，我现在的班上，每年都有几篇特别好的毕业作品，这些学生写得甚至比外面的职业作家都要好，他们后来几乎都不会从事职业写作，这也不能说可惜，因为这些孩子的智慧很高，他们将来也会有更好的生活。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一批青年职业写作者，不过写作职业化了也会有些问题，比如经验缺失、感情平淡化、匠气重，弄不好还会成为类型小说家，这不是说我对类型小说有偏见，我自己是特别爱看推理小说的，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其实我还想说，这些问题都不能妨碍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小说家，真正有才华的人，必须是一个职业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