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真实是文史资料的命根子

　　我一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史，跟文史资料长期打交道，对文史工作很有感情。我1964 年到1965 年、1966 年两次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当时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先生，副主任是杨东莼、申伯纯二老。我的唯一亲密同事就是溥仪(宣统皇帝)。当时去的任务是协助处理北洋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北洋史的大量稿子是我和溥仪面对面筛选、评价、分类的。当然也作过一些其他的工作，如代表杨东老经常与章士钊联络，并陪同他与曾毓隽、邓汉祥等北洋老人回忆往事等。

　　文史资料工作确实是非常有意义。据我了解，世界上恐怕只有新中国建立文史资料工作队伍这么一个庞大体系，另外还有党史办、地方志办等。政协系统有2000 多个机构， 3000 多人的队伍。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有意义的部署，从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历届领导都非常重视。文史部门确实做了大量泽惠后世的工作。

　　文史资料工作怎么研究、怎么提高、怎么开展？这里我只想谈一点，文史资料工作或者文史资料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真实。求实存真，这是最重要的，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命根子。文史资料可以资政、可以团结、可以育人，但用什么去资政、团结、育人，靠的就是文史资料本身的真实性。如果没有真实性，那就不是育人，是骗人，自然更谈不上是资政。这个问题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历史的真实性很难实现有种种原因，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我们用不着在这里作详细论述。全国政协出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本，后来变成八本，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在国外都很有影响，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问题也多。1979 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有人问起《辛亥革命回忆录》的价值问题。我回答两点。第一点是很有价值;第二点是问题很多。他问问题多到什么程度呢？我说问题多到可以再写八本修正它的错误。美国学者很惊奇地问：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早告诉你，你就不买了。这自然是开玩笑的话。但这也不奇怪。任何国家，包括很有名气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哪有我们的文史资料多呢？无非因为它是学术机构，在学术领域影响很大，再加上它财力充足，很多高层次学者参与访问、保管、整理，比较规范化，有它的长处。但它就那么真实吗？也不一定。(象《李宗仁回忆录》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产物，后来又由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亲自把它整理出来，可不可靠呢？里面问题很多。例如1936 年两广事件，明明是两广联手操作，但该书把责任都推到陈济棠身上。恰好我有一段时间碰上一位当事人刘廷芳，他曾受蒋介石秘密派遣，乘美龄号专机斡旋于南京、广东、湖南三方之间，当时已是90 多岁的老人。我帮他考证过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李宗仁、白崇禧跟陈济棠的关系非常好。但由于后来失败了，陈济棠垮台了，什么脏水都泼到他身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是个高等学府，口述历史计划是由著名历史学家韦慕廷领导的，整理《李宗仁回忆录》又是唐德刚来进行的，都是大牌的，同样存在很多问题。

　　所以真实性很重要，而真实性又很难做到。除了一些文献资料本身的记载有问题外，也包括回忆者晚年的记忆有误，这一点难以避免。但既然把它作为很重要的史料来抓，我们就应该力求真实。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忌讳，七忌讳、八忌讳，历史就变样了。我觉得现代史、党史的很好的刊物是《百年潮》 ，很多文章是直笔，按事实来写，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应该把真实性放在文史资料命根子的高度来对待。一个资料能不能流传，经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人会不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骂我们，就是看它的真实性。你今天应付这个，应付那个，任意改变历史，到后世总有一天要捅穿。我们保存的资料越是改变得多，到了后世就会为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甚至为我们的党抹黑。

　　对历史作了这样或那样改变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人，有的人是很好的人。他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文章写错了。比如说已故的何香凝先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好人。但她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回亿，就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形成了一个误导。事后听说是有人组织人代写的，当时按照反右的需要写的。孙中山是当然的左派，黄兴便成为右派。何香凝自己有多大责任呢？很难说。

　　历史对史实的要求非常严格，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他没说是一般的皇帝) ，因为它不允许历史学家叙述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事。《今日名流》中讲到三峡30 年的历史，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连真实性都放弃了，你怎么总结经验教训 ？这么多年，不仅是文史资料，就是我们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在海外信誉不好，为什么呢？受政治的干扰太大。今天林彪在台上，平型关战役就不得了，明天林彪垮台了，平型关战役就一无是处。这是给我们党、国家、民族抹黑，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了脸红。

　　我觉得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是党的政策的诠释，最重要的是保存史实。所以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强调：不要用今天的认识来写文史。国民党的一些被俘高级将领确实满腔热忱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但一写三大战役，就糟了。台湾的国民党将领就不服气，说三大战役不是那么打的呀!杜幸明、黄维也是名将嘛，不至于那么窝囊啊，怎么毛泽东叫他怎么干就怎么干呢？这究竟是帮了正忙，还是帮了倒忙？

　　我们传统的史学里面也有两个毛病。一个是以己度人，一个是以今度古。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话语意境来改变既往历史的记述，这是很不好的。

　　我干了一辈子的历史学科，到头来还要讲历史的真实性。我到处讲，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做文史资料工作的价值就体现在这儿，能够保护历史的真实，捍卫历史的真实。我们在做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工作，目的就是捍卫历史的真实。日本有些学者，包括一些官员太嚣张了，他们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那我们当然就要起来捍卫真实性，现在材料越来越多。倒是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对待历史是个很大的问题。

　　文史资料工作与历史研究一样，都比较寂寞，但我们自己不要冷落自己。我们的重要的史学著作同样可以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因为里面包含着智慧，包含着更高层次的总结，无论对哪一级领导，对众多国民，都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一点自我尊重，是不行的。首先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而且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再就是持之以恒，不断提高。这样，我想文史资料工作定会放出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