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朋友在街边喝茶，看到几个孩子用方言骂拾荒者。被骂的人显然听不懂，表情却很生气。朋友过去撵走那些孩子，并向拾荒者解释。朋友坐下后久久不能平静，痛斥他们作为孩子缺少教养，作为当地人又为方言文化抹黑。随后，大家说起方言中的很多陋习，倡议加大力度推广普通话。另一位朋友说语言只是交流工具，使用者失当不能把责任推在工具上。方言是地域文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入乡随俗运用得当更能了解它的妙处。于是，我们的话题从推广普通话到方言的魅力，又说到传统民俗文化的遗失。无论方言还是普通话，骂人者诚然是不对，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骂人这种行为尤为恶劣。
方言也叫白话、家乡话、地方话，每个地方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且不说世界之大，仅中国各民族加上地域之别，流通的语言就有上百种之多。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当中，形成语系的就有129种，其中不包括同一个语系的地域差别。为了交流方便，推广通用语言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世纪末，保罗·内里埃在美式英语的基础上创造了“全球语”，虽然没得到全面流通，但目前在国际上以英语为基础的语言还是占了主流位置。汉语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也在逐年扩大，成为大半个亚洲和多国“唐人街”的流通语言，2019年汉语更纳入俄罗斯“高考”。普通话作为汉语的口语，使用与推广何其重要？看着老外都要普及普通话了，难道我们还应该看着孩子用方言骂人而视若无睹？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方言的实用性。无论在实际交流还是在文艺作品中，方言不仅能让人感觉亲切，也使得对话更加简洁、生动、形象，富有节奏感。像著名的地方戏《贵妃醉酒》、《十五贯》、《牡丹亭》，像用北京话写的《儿女英雄传》、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都是优秀的方言作品。从艺术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角度讲，方言不仅应该延续，而且要发扬光大。不夸张的说，我们可以像学外语一样学习方言，让每一种方言都能成为我们的优势。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现代白话文著作为基础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从清末到现在，普通话是中外华人学习、交流、发展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建国初就定位为我国的通用语言。我国地域广，民族多，推行普通话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六十年代初又出版了《普通话发音图谱》。随后的日子里，人们以各种方式推广普通话，普通话俨然是我们的国语。关键是更多人在推行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便利性，不遗余力地弘扬普通话的魅力。
说普通话对于长期说方言的人，尤其是对不需要与“外人”交流也不用接触文字的人尤为困难。再说现在搞文学、文字工作的人，理论上会把普通话说的很好，毕竟自己的文字写出来首先自己要读起来流畅，仅用方言只怕不够。也有例外的，像某位国家作协领导在文章中提到另一位地方作协领导从不讲普通话的事情，竟拿伟人毛主席、周总理都不讲普通话做论据，说“普通人才讲普通话”。在此咱们不谈立场不讲针对，单就作协领导不讲普通话的个例，可以说明推广普通话确有难度。当然，领导忙于重大事务无暇顾忌小节也合情合理。这样看，那些积极推广普通话和乐于学习普通话的人们，无论是不是普通人，其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换个角度说，学方言也不容易。我是九十年代中期到西安的，那时说方言的人多，同来的亲戚建议我学说本地方言，便于和周边人打成一片。陕西方言不难听，比如那句双鸥洗衣机广告词“秀兰，我把洗衣机给你买回来咧！”，早些年在全国很多地方广泛流传。方言学起来比较绕口，我因为很多音咬不准闹过几次笑话，也有过坐上出租车很久讲不准目的地，以至于当时邻居五金店老板总拿我开玩笑。苦恼之余，我决定对家乡人以外只说普通话。即使后来与本地姑娘结婚，我们在家里仍然只说普通话，孩子说话也不带任何的地方口音。这些年走南闯北也熟悉几种方言，我仍坚持这样做。本来嘛，家乡话就是与家乡人交流用的，也只有与家乡人聊天才显得乡音可贵。
现代生活中的主流、非主流媒体四通八达，各大电视、广播、网络随处看见标准普通话（以搞笑为目的的综艺节目和粗俗肥皂剧除外）。学习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年轻人来说不是难事，很多人已经掌握一种甚至多种外语，对于熟练普通话又热衷方言的我们也应该鼓励。同时，我们更应该告诉他们如何文明使用语言，如何把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专长恰当地运用，不要让优势变成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