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一部争议很大的书，在《史记》中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但高开低走，先是被列入到杂家范畴，后来更是被贬得一无是处，认为其就是个东拼西凑的杂货铺，梁启超说吕书“不足以成一家言”。不过最近笔者在细读这部吕书时，字里行间却发现了四个字：“实事求是”。顿感仿佛解读了二千多年前，吕不韦组织编撰此书时，赋予其的密码，下面从冰山一角刨几个片段来分享一下。
战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战争是人类的衍生产物，自从有了人类，战争就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时候战争甚至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它永远不会消失，人类社会就是在战争与和平这种对立统一当中发展。
关于战争的评述，大多是持谴责态度的，认为战争是非必须的，是反人类的，我们古人更是有“不战”和“偃战”的传统思想，包括《孙子兵法》也是以“慎战”为主线。但是吕书中却大谈战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吕氏春秋.荡兵》篇中谈到战争自古就有，没法禁止也永远不会消失，并且提出了“义兵”概念，认为古来圣贤之主就主张正义的战争，从来没有“偃兵”的做法。不能因为害怕噎死就不吃饭，害怕淹死就不敢坐船，原来“因噎废食”成语就来自于吕书啊。
何为“义兵”？就是敢于征讨天下不平之事的正义之师，以往国人都是把反侵略战争当成正义之师，但是吕书中却把主动发起的战争也称之为“义兵”。不过这“义兵”是有前提条件的，往小了说，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往大了说，就是充当“国际警察”。吕书中举例说明道，如果家里没有规矩，就会乱套；如果国家里没有刑罚，就会盗贼丛生；如果国际间没有征伐，有些国家就会胡作非为。就是国家内部，如果遇到暴君，也应该发起“义兵”推翻他，那就是人民的福分与喜悦之事，“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不过说到这，就想到了“一语成谶”一词，吕不韦编撰此书，本来是送给秦始皇的“护国宝典”，但秦始皇并未重视，以至于成为暴君，二世而灭。
吕书中还谈到战争就如同水火一样，善于利用它，就会造福人类；不善于利用它，就会带来灾祸。就像是用药一样，良药可以治病，毒药却是要人性命，所以正义的战争就是治理天下的一副良药啊。听听，说的多在理，全是真知灼见。此刻我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吕不韦是真正看懂战争的人，是真正懂得战争的人，所以才敢于直面战争的残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才懂得以战止战，知道和平与幸福永远不是祈求得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吕氏春秋#
所以在《吕氏春秋.振乱》篇中说，攻击无道讨伐不义就是最大的富报，人民获利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如果禁止攻伐无道不义之事，那才是罪恶，在扰乱天下，危害人民的事务中，这种论调的危害最大。
最近这些年，国内关于“正当防卫”的议论很多，让坏人不敢行凶，让好人得以保护，应该是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好人不敢还手却成为主流，不能不说这是社会与法律的悲哀。其实在吕书中，有一段论述完全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理论依据。《吕氏春秋.论威》篇中说道：凡是兵器都是凶器，凡是勇武都是凶德，而举凶器行凶德是由于迫不得已，举凶器必定杀人，杀恶人是人民得以生存的手段，恶人害怕屈服，好人就能够生存。多么朴实无华的语言，多么贴近民众的心声，多么透彻的真知灼见，实事求是的体现。
何为民本思想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轻之。这句话体现了孟子“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不过孟子的民本思想与吕书中倡导的民本思想相比较，就小巫见大巫了。
首先是身份问题，孟子比吕不韦早八十年出生，但二人身份却大不相同，孟子只是一介布衣，教书先生，一生或游走于列国之间始终不被待见，或教书于学堂之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吕不韦呢，则是身处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吕不韦倡导“民本思想”，那就是与本阶级对着干的事，意义非凡；而孟子呢，更多的是无官一身轻，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使劲唱高调。
其次是实用性，孟子更多的是提出一个理念，或者说喊口号的成分巨大，没有可操作性。而吕书中关于民本主义不仅有口号，还有操作手册。如贯穿吕书始终的“无为”思想，在实践中超越了老庄学说，因为吕书中更多的是强调统治者的“无为而治”，而不是让老百姓去行无为之事。统治者的“无为”，带给百姓的就是休养生息，风调雨顺，就是不折腾老百姓。即便是放眼当今世界，受百姓欢迎的、被群众拥护的都是“无为”政府，他们只是为人民服务，不去过多的干预这干预那。凡是把管理人民当成自己职责的“有为”政府，其结果就是折腾民众。
但普通百姓如果要学道家老庄学说，行无为之事，那这个社会也麻烦，个个都成仙儿了，都去逍遥游，社会也没法进步。所以吕书中强调的普通人还是干好普通事，士农工商各司其责，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普通人也不能如老子所说的那样要“绝圣弃智”，而是要学习，要学会明察是非。天下最厌恶的事，莫过于一个人糊里糊涂，是非不分；如果一个人糊里糊涂地，就是盗贼也不约他做伙伴，就是强盗也不跟他玩（夫天下之所恶，莫恶于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盗不与期，贼不与谋《吕氏春秋.疑似》）。
关于民本思想，吕书中还提出应该效仿尧舜禹时代，择优选择接班人，而不是自家子孙世袭，这民主的有些太超前，难怪始皇帝不乐意了。不过这只是吕书中大胆的提法，在当时没有可操作性，其它更多的提法还是很具备现实指导意义，有实际可操作性。如指导农业生产《孟春》篇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耕作，他告诫统治者们，在春天这个季节里要做到“五要五不”，即要率领三公九卿祭天拜地，祈求五谷丰登；要到皇家田地里亲自种地，率先垂范；要安排官员深入基层，督促农民种田；要发布命令，禁止捕猎幼兽与鸟蛋；要修订祭祀规则，严禁用母畜当祭品。不得聚集民众、不要征发徭役、不要大兴土木、不要砍伐树木、更不能发动战争。
总之一切以农事为主，一年之计在于春，把土地捯饬好了，才是国之根本、民之所需。其中在《季春》篇中，又强调在这个时段里，王后、王妃们要走出户外，亲自去采摘桑叶，给全国人民做榜样，号召妇女同志们养蚕。这个时候国家要下达法令，要减少她们的杂役，好让她们一心一意养蚕织布。我觉得这就是民本思想下的具体实践，实事求是，顺天应时，到哪个季节做哪个季节的事。真正的民本主义，并不在于发明了多少口号，也不在于口号的高度，更不在于喊口号的力度，而在于实实在在的做该做的事，不折腾民众。
人的欲望是需要满足的
“存天理灭人欲”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提升，不管孔子对此有何想法，但孟子肯定会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因为孔子的言行还是比较接地气的，能说些大实话。至于孟子就不一样了，几乎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级别的话语，这些话语就容易被极左分子利用，无限上纲上线，将儒家学说提升到儒教的规格，开始控制人的思想与言行。所以不管是不是孟子的本意，但作为以唱高调为己任的亚圣，这个锅是背定了。
吕书中对孔子尊崇有加，经常把孔子作为正面典型，引用孔子的事例来阐述道理，但是对儒家的批判也是不留情面的。如讽刺儒家自己做不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到，这岂不是很滑稽的事？纵观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发展史，从一家学说成为一个国教，可圈可点的优势是有的，有其先进性与实用性功能。不过其作为专制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功能，更是儒家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吕书观点就朴实的多，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高谈阔论，而是将心比心的推心置腹。在《吕氏春秋.为欲》篇中坦言道：假使人们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明，还是不能使用他们。所以，欲望多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多，欲望少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少，没有欲望的人，就不可以使用了。人们的欲望即使很多，可是君主没有恰当的方法役使他们，人们虽然得到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不可以使用。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不可不审察清楚。善于当君主的人，能够让人们无穷无尽地得到欲望，所以人们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役使。听听，尽是大实话，话糙理不糙。
接着还举例说明道：一群狗相互呆在一起，都安安静静地无所争夺，晒着太阳一派和谐景象，有老庄悠然终南山的感觉。但是当把烤熟的鸡扔给它们，立刻就炸锅了，就开始相互争夺了。有的被咬折了骨，有的被咬断了筋，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就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就不争夺。呵呵，这是不是“内卷”啊？
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学者指出，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穿的是儒家的外衣，里子却是杨朱学说，就是利己主义。前文已经赘述，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儒家学说就是其最好的代言人。因为利用儒家学说就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任意评判他人，指点和要求别人做这做那，去行仁义之事，自己却可以一肚子的男盗女娼。简而言之，就是“虚伪”二字贯穿始终，当上升到儒教以后，鲁迅先生又发现了其中“吃人”二字。
在吕书中讲的一个故事很有趣，也很有代表性。话说在某个冬天，式夷先生带着一个学生离开齐国到鲁国去，到达时已是天黑，城门关闭。二人无奈只能露宿城外，天寒地冻，实在是冷得受不了了。他就对学生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就能活命；我把衣服给你，你就能活命。我是有文化的专家，天天想着国家大事，所以不应该死，应该活下来继续为人民服务。而你是个不贤德的人，不值得爱惜生命，所以你把你的衣服给我吧。”学生说：“既然我是不贤德的人，又怎么能给别人衣服呢?”式夷听罢长叹一声说：“哎！还真是这个理，道义大概行不通啦!”说罢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了学生，半夜里冻死了。学生终于括命了，由此也诞生一个成语“式夷之义”。
这就是一个矛与盾的死结，无论用儒、墨、道、杨朱等哪家学说都不好解决的问题。吕书用这个故事阐述了“舍生取义”的概念，有点类似于佛教中“舍身饲虎”的故事。不过吕书中描述的那段对话，不仅有趣，而且是一种灵魂拷问，多了一份人性答题选择。这个故事没有交待那位式夷究竟是儒生还是其它那家学派的人，所以也就留下个悬念，一桩公案。
这就是吕书的思想特色，推崇仁义的追求，更重视对人性的尊重。比如在《吕氏春秋.贵生》篇中，讲述了一个传说，当年尧要把天下传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拒绝接受，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当中，无暇顾及天下，所以不能因为治理天下而耽误我治病”。对此吕书阐述道,天下是珍贵的，但个人生命也是珍贵的。由此吕书把人的生命质量分为四等，由高到低分别是全生、亏生、死、迫生，最上等的全生是指人的欲望得到适宜的满足，亏生就差了一些，然后就是死亡，最后比死亡更差劲的就是迫生，即“生不如死”。
没有尊严和质量，屈辱的活着，就是迫生。吕书倡导的“贵己”主义，看似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实则不然，“贵己”主义是建立在对生命尊重的前提下，对“义”的追求。这就是吕书实事求是的地方，正视人的欲望，不虚伪不做作，不喊大口号。
“实事求是”本来是个成语，原指根据实证，求索真知。后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此，“实事求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成为我们探索世界、发现真知的一把钥匙。当我们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去看这部吕书时，就会发现原来这二千多年前的古书，实事求是的思想贯穿始终，朴实无华，尽说大实话、讲明白道理，阐述世间真知，真是一部被历史低估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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