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提到鲁迅的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为什么大家都记得这句话呢？如果换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两株枣树”，意思也是一样的。可是前者的表达中有一股寂寥——北京空旷的寂寥。北京地方太大了，寂寥也因此大一点儿；空间小一点儿的话，寂寥会小一点儿。天地广大的北京，给鲁迅的感受是寂寞。倘若是君王，也许就有立于皇天后土之间的得意了。所以，在这个句子里，我们不仅能看见北京，也能看见鲁迅。为何我们都懂这一句话，并且能够领会它营造的气氛呢？因为句中启用的是共识——一株枣树，又一株枣树，它们是我们都知道的东西，有共同的认识点，所以就可直接想象场景。如果添加一些词语进入句子，“这是两株美丽的树”，或者“孤独的树”，领会这样的形容词就需要我们有多一点的共识，理解句子所传达的语境就需要多一点的条件。如再添加对后园的描写，就又需要有对后园这一空间的共识，继而想象枣树的环境和作者的情绪。每有新的成分添加进来，共识的背景就扩大了，理解的任务也加重了。
事实上，共识越复杂，传达的内容越受限制；反过来说，共识越简单，传达越有效。在此，鲁迅启用了最简单，也是最广泛的共识。“五四”时期，最先从文言文转向白话文写作的作家，鲜有使用新近、复杂的辞藻，往往使用文字的本意。就像《孩子王》里，王福所抄写的字典，最原初的字意，是人们最基本的共识。好文章用的是简单的语言，我记得作家阿城说过，他写文章尽量不超过两千个常用字。常用字里的共识是最具普遍性的，用最具普遍性的共识创造特殊性，是写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