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
2013年，80岁的严家炎又回到北京大学的讲台讲了一课，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和1959年初次登上北大讲台时的观点不同，他主张现代文学起点应向上推移至甲午战争之前。采访严家炎先生是很享受的过程。他始终端坐在沙发上，但思维严密开阔，不觉间就透出文学史中都很难翻到的史料和掌故。他经常谈到的一个词是“意思”。他说，对于作家认真创作的作品，如果评论家“马马虎虎看，就没意思了”；如果评论回避作品中的缺点，也很没“意思”。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严家炎先生的学术研究，或许别人看来枯燥，在他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读书报：您最初的理想是写小说，发表过作品吗？为什么后来改为学术研究？
严家炎：读高中时，我在上海地方报纸《淞声报》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巳生嫂》写了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不堪回首》是一个爱情故事。我还写过一篇以国民党逃兵为题材的《青青草》，因为带点政治性题材，没能发表。1950年，我听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培养土改干部，半年可以结业，就背着母亲报了名。母亲希望我上正规大学，我一心想搞创作，华东革大可以快一些使我投入到生活这所大学。我们的老师是刘雪苇，后来被批判为“胡风分子”。他讲课讲得非常好，都是结合文艺工作讲一些体会，批评创造社，肯定鲁迅，认为鲁迅思想是实实在在的。但是1955年他被抓起来了，我买的胡风、路翎、刘雪苇的书都上交领导接受审查。我很想不通。我想创作是不能搞了，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
文学史应涵盖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
读书报：您一开始就对自己有着明确的定位？
严家炎：1949年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利用暑假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也学习邵荃麟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求文艺创作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读书报：后来怎么去的北大？
严家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后，我很想进大学再系统地读点书，恰好看到北大1956年招副博士研究生的广告，就报名了。考进北大以后，按老师开的书单实实在在地读了几百本书，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老庄孔孟读起，外国文学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读起，也读《圣经》，因为它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老师主张我们要扎实打好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有了心得，有自己切实的体会和见解，再去写。《文艺报》1958年聘我们当评论员，我也写过应时的文章，批判厚古薄今。学了两年，我就被调出来了。
读书报：您是指被调出来当老师吗？最早讲的是什么？
严家炎：1958年10月中文系找我谈话，让我教现代文学史。那时候我给留学生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讲起，把它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读书报：为什么？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坚持？
严家炎：后来我发现了不少材料，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五四”则是高潮。另外，我主张现代文学史里不但要有左翼的文学，也可以写倾向国民党的那些文学，比如陈铨的《野玫瑰》、徐讦的《风萧萧》就非常好读。我出版《求实集》的时候，请唐弢为我写序。文学史里可以写倾向国民党的文学，唐先生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做文学史应该心胸宽阔一点，可以涵盖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写法，写得是否准确。后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写进了相当多的台湾文学，包括台湾的左翼文学。
我觉得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文学的实际成就出发，不是看政治，而是真正看作品。我相信我的研究有道理，而且靠真凭实据说话，在文学上站得住脚。
读书报：唐弢在《求实集》里也不主张把旧诗词、通俗文学写到现代文学中。
严家炎：我觉得文学史里写旧诗词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将来是一定会写进去的。在这个问题上，唐先生也说我有点固执。我之所以固执，是因为不认为自己不对，我很可能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