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日当代文学相互接受的逆差愈演愈烈，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水准。中国出版界但凡有能力涉外拿版权的主，都策划出版了日本当代文学的译作，主要内容囊括历史、青春悬疑、侦探等。
反过来看看中国当代文学之于日本书市的境遇，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家莫言第一次访问日本，我一路给他当翻译，他在东京举办讲演会，接受电视、杂志和报纸的采访，天天赶场，忙得不亦乐乎。所到之处，听到日本汉学家们的最大反应是：“莫言首次访日是中日文学史上的一大事件！”但最近这些年，中国文学之于日本的召唤力开始减速了，至少我周围的汉学家谁都不觉得中国作家到日本是什么大事件，反而觉得这么多作家来访，却越来越不了解其作品，人好像变得比作品的腿快。
日本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程度也降低了很多，看上去，“文学”似乎很难与当下的社会问题对抗，日本书市关注中国的外交、经济、金融，甚至细致到了进口蔬菜和休闲服装，哪个话题都比“文学”要紧。有一年陪女作家安妮宝贝访日，其中有个采访是来自于日本最大的报社《读卖新闻》，最后成稿的时候，记者跟我说：“实在抱歉，原来打算多写写的，但中国蔬菜残留过量农药的问题占据了版面，只能割爱呀。请代我向作家表示歉意。”类似这样的托词不仅仅来自报界，更多来自出版界，包括非常权威的汉学家想要推荐中国的当代小说都困难重重， 因为出版界一是缺乏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编辑，二是被社会舆论左右，认定中国小说销路有限，生怕出版后砸在自己的手里。对这一现象，苏童小说《碧奴》的译者、日本中央大学的饭冢容教授认为：“今后中国小说的翻译恐怕大部分都要靠大学的研究经费支持才行。”
究其原因，大致有一点可以记下：因为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经济腾飞以及社会问题的多样化使得日本读者看中国就像 看万花筒一样，每天大量的社会新闻代替了以往接触不多的中国现实，于是渴望从中国文学有所获得的愿望被眼下的巨变给惊呆了，换句话说，中国当代的文学正在流逝于日本对中国的解读之中。郭敬明小说的翻译者、日本女汉学家泉京鹿告诉我她每天大量阅读原文小说，但有时会觉得无奈，尽管她喜欢中国年轻作家的小说，但同时也感到无法说动出版商，这让她很郁闷。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