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杭州西湖国宾馆发生过两件大事: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此地写成;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草签。此外,这里还接待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很多国家的元首。而在一百多年前,这个地方名叫“水竹居”,主人是刘学询。
刘学询这个人谈不上妇孺皆知,但他结识的人和做过的事却大都是我们熟知的。1855年刘学询出生在广东香山,离孙中山的老家也就二十来里路。因为祖上是经商的,家境比较殷实,所以他小时候没少折腾,习武练剑、飞鹰走马样样精通。刘学询12岁的时候,家中挂着一条幅:“不扫一室”,意思是要“扫天下”。然而如果按照今天素质教育的标准来看,刘学询绝对算是个模范,玩归玩,人家的学习可从来没有落下。
他24岁中举,7年后又考中进士,是广东文坛的“四大金刚”之一。顺风顺水的刘学询中进士后被分配到国家中央机关翰林院,成了一名令人眼红的“公务员”,并逐渐升为候补道台。但他对此并不满意,铁饭碗虽然稳,可毕竟是铁的。
在“候补”的“官道”上,刘学询只看到了绝望,终于,他选择了“下海”经营,在广州包办“闱姓”彩票。所谓“闱姓”,就是利用科举考试,竞猜中榜者,也叫“卜榜”。清政府对这种公然践踏神圣抡才大典的行为自然是明令禁止,“闱姓”只好转入地下。其实,对内忧外困的清政府而言,很多法令形同虚设,执法人员更是睁只眼闭只眼,只罚款、不取缔,既能补充军饷,又能中饱私囊,何乐不为?后来,加上彭玉麟、张之洞、李翰章、李鸿章等晚清名臣的“鼎力支持”,政府干脆将其招安改编成了“官督民办”,成了大清的又一“公益事业”和财政收入增长点。刘学询作为这一行业的骨干,上缴的彩票税甚至影响到政府的收支:“其金钱势力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
迅速暴富起来的刘学询以杭州胡雪岩为榜样,娶了十二房美妾,并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了一座“刘园”,极度奢华。因此,他很快为自己赢得了“刘三国”的称号,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一个男人倘若“允文允武”,有财有势,却只安心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实在说不过去,至少,得有点政治抱负吧。所以,对刘学询而言,有钱不是目的,而是他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刘学询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不是一点点,他的野心是整个中国!
这件事听起来有点搞笑,可如果你细想一下他当初辞掉“公务员”的举动,就会感到震惊。首先,他不是厌恶官场,否则开始他绝不会卖命读书捞取功名;其次,他辞官不是为了挣钱,他家里的钱虽然没有达到后来他暴富的程度,但应该能够满足他随心所欲的花销。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他的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
1892年,浑身都是反骨的孙中山26岁,他找到维新派标杆人物康有为,想与他联手搞垮清政府。康有为不置可否,也想拉拢孙中山,要求他拜自己为师。孙中山这才认清维新和革命是两码事,康有为是指望不上了。3年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筹办第一次武装起义。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一直抱有反清复明政治野心的老乡刘学询认识了。刘学询仰仗着自己有钱,自命为朱元璋、洪秀全,而孙中山不过是他皇帝梦中的“开国元勋”。在孙中山后来的多次革命活动中,他多次为其提供财力支持。从这一点上看,孙中山或许还有点年轻气盛的味道,但老谋深算如刘学询,简直就是纯粹的“胆大妄为”。
刘学询的另一个老乡康有为,在科场中一直不顺手。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于1896年和1898年(戊戌年)与人两次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罪名分别是包庇“巨蠹”刘学询以及与他狼狈为奸。刘学询被罚100万两银子,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从此,他与康有为算是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海外,办报鼓吹“保皇”,大肆攻击慈禧,被清廷列为“头号反贼”。刘学询趁机落井下石,直接刨了康有为的祖坟,把事情做绝。后来清廷派他赴日“考察商务”,旨在与日本政府谈判引渡康梁。临行前,他携带两把匕首,声称谈判不成,哪怕舍命也要刺杀“反贼”。这个政治秀弄得朝野震动,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时任两广总督)竟称赞他是“国士”、“烈士”。在日本期间,刘学询经孙中山的介绍,并通过犬养毅的安排,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因为这次的会见,也让他受到李鸿章器重。
归国后,李鸿章通过他的关系让孙中山协助刺杀康有为。孙中山制定了行动方案后又开始摇摆不定,因为这时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已经开始以牙还牙地报复。北京的荣禄和刚毅、广东的李鸿章和刘学询均成为暗杀目标。
在保皇党眼里,刘学询要比李鸿章、荣禄还要凶险。梁启超对刺杀刘学询最为积极,多次指出:“卯金(即刘)富而多谋,今以全力谋我,阻力之大过于荣(指荣禄),不可不先图之。”“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催令不惜代价刺杀刘学询,甚至计划雇用日本浪人行刺。
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从澳门返回广东,刚到广州口岸,就被保皇党的刺客击中胸口。刘学询血流不止,送往西医就诊,亏得他衣服穿得较多,子弹仅入皮肉三分,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也足以使其胆战心惊了。可见有时候枪的好坏和衣服的厚薄都能影响和改变历史。
“庚子拳乱”,刘学询极力怂恿李鸿章和孙中山联合,趁乱搞“两广独立”。李鸿章权衡一番,最后还是决定北上擒王,重揽大权。刘学询心灰意冷,没再跟随,到了上海。
然而孙中山却是精力充沛,百折不挠,当时他人在台湾,却策划了郑士良的惠州起义和史坚如的广州爆炸。因为当时刘学询在上海,孙中山没能及时通知他,所以资金短缺,惠州起义虽然颇有声势,但事实上打了不少折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经派日本浪人平山周给刘学询带去一封很长的秘信,表示愿意奉刘为首:“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可惜的是,刘学询并没有接到这封信,要是当年他及时接到这封信,按照他的野心和实力,看到惠州起义的声势,很有可能会全力以赴地投入支持。那样的话,历史或许真的要改写了。
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和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也没有北上追随李鸿章。随着局势的推移,他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刘学询一生活了80岁,45岁之前致力于政治斗争,意图反清复明自己当皇帝。皇帝梦破灭后,他开始退隐西湖,游山玩水、栽花种竹,与诗书为伴,过起了梅妻鹤子的生活。早在1898年,刘学询便以每亩200银圆的高价,买下了位于杭州西湖丁家山南面傍湖的36公顷土地。在这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在建私家别墅“水竹居”上面,“水竹居”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刘庄。
进士出身的刘学询,不搞政治玩起园林艺术也是相当精彩。他先前走南闯北,足迹所至,观摩名园,深有体会。“水竹居”的代价,连地皮、房屋,以及自广州运来的家具装拆等费用,共用去十万元左右之数,至于字画、古玩,还没有列入,最终耗时五年才基本建成,建筑面积1369平方米,超过了“宋庄”,成为西湖第一名园。
刘学询远离政坛后,赌业也一蹶不振,他不得不靠从大清那里举债度日。1905年,也就是“水竹居”建成的那一年,因债务问题,刘庄被查封。刘学询移居上海。
1912年,民国政府认定刘学询所欠大清银行的贷款属于公款,便将刘庄拍卖充公,标价是两千万两,却无人问津。刘庄随后便被浙江督军趁机收作新朝高官们享用的高级会所。
有意思的是,在1916年,浙江督军曾安排康有为到杭州避暑,住的就是“水竹居”。康有为在“水竹居”住了一个月,加上这地儿曾经又是自己头号敌人的,感觉相当良好,直至上瘾。最后康有为索性在“水竹居”北面丁家山及山脚买下大片土地,与刘庄毗邻,建造一个自己的园子——一天园(康庄),历时四年,于1921年方才建成。
宿敌康有为入住“水竹居”,深深地刺伤了刘学询。他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不动产,终于赎回“水竹居”,隐居终老。遗憾的是,康有为在他自己的康庄也没住上几年,便在北伐军进杭州的那年去世,弄得没有对手的刘学询满是落寞。
如果把对方熬死也算胜利的话,刘学询与康有为的这一局是赢了,赢在他命硬上面。
据说,晚年的刘学询身体相当强健,在他79岁高龄的时候,仍能吃大块的肉,上崎岖不平的山路。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幼子刘启言,居然是他在75岁时所生。
但是,无论一个人多么的不服输,究竟抵不过岁月的打磨。而刘学询的辉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历史的尘埃逐渐掩盖。
1953年,刘庄与康庄被收归国有,成了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西湖国宾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计较它背后的故事了。
来源:新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