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适逢谷牧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他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并且经常被党派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在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重大作用，建立了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谷牧同志被调到中央参与经济战线领导工作。他在工作实践中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探索，很快成为高级领导干部中懂得经济工作的行家，为新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确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的赞扬。十年动乱中，他先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管理经济，在那极其复杂的斗争中，他不计个人得失荣辱，殚精竭虑，在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中，维护、推动国民经济的运行。1978年至1988年，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头十年中，谷牧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又一次承担了开拓新工作领域的任务。这一时期，我曾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参与对外开放有关工作。对其开阔的战略视野、敢于担当的创新精神、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领导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十分敬佩。在此作一简要回顾，以表怀念和崇敬之情。
勇于问路，了解外部世界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这场灾难后，我们的国家终于有了发展的生机。党中央、国务院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调整路线的同时，为了解当时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决定派一些领导干部出国实地考察。小平同志当时说：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我们最有利的时机。从1977年末开始，中央先后派出数批干部走出国门，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5月，中央决定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五国考察，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省部级、司局级领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前，小平同志听取谷牧同志关于出访准备的汇报。在同代表团成员谈话中，小平同志强调，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代表团在西欧五国受到热情欢迎和高规格接待。在36天的行程里，代表团马不停蹄，到了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机构，广泛接触政治经济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会谈和交流，甚至还到市民家里做客。参加这次考察的同志回来说：刚到联邦德国时，中国大使馆请考察团看了一部介绍联邦德国战后重建的纪录片。影片详细介绍了战后联邦德国的实际情况。当时，那里一片废墟，不少城市被毁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很多老百姓没地方住，没食物吃，不少人赶着马车、牛车到乡村找吃的，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平民百姓。但联邦德国在战争废墟上很快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十几年，就实现了快速恢复和现代化。在考察中，他们看到的战后三十年的联邦德国，是如此先进和繁荣，普遍实现了电气化和自动化，代表团的同志们都震惊了。他们在感到我国落后的同时，也增强了振兴国家的信心。
谷牧同志访欧期间，在看到我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了解到各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强烈愿望。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同志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从这些表态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急于为过剩资本找出路。尽管后来发现集中建设120个大项目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中央不久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表明，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是可能的。
代表团回国后，邓小平同志约谷牧同志谈话，详细询问了情况，并就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问题，讲了意见：一是引进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抓紧时间。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谷牧同志作出访西欧五国的汇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乌兰夫、王震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据谷牧同志回忆，那次会开得很长，从下午3点半一直到晚上11点。谷牧同志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情况：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2.西欧国家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对与我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使他们增强了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3.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中外合作生产等。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的困难，加速我国经济发展。谷牧同志汇报的关键是，欧洲为美苏争夺的重点，同美苏矛盾很大，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重点地区，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欧洲目前经济萧条，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同西欧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正是时机。
后来谷牧同志回忆说，我到欧洲访问的结果，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哪一个发展快的国家，都要利用别人，利用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都是要开放。于是转了一圈之后，我回来坚决主张对外开放。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领导同志在汇报中插话和之后的发言中，对汇报的内容和建议给予了肯定。他们感慨地说，只有谷牧同志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以及我们应采取的改革开放措施讲清楚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谷牧同志进一步对出访研究归纳出几条，正式提请国务院讨论。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谷牧同志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他特别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机会，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一项大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开了20多天，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和发展动态。发展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许多同志表示，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要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管理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国外的先进事物。这篇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被党中央作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讨论研究，酝酿制定对外开放的方案。1978年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新加坡后，进一步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1978年10月，小平同志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同客人就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明确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小平同志还明确提出：引进技术是一场革命，不是改良。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政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统筹全局，迈出对外开放第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为了打开局面，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领导，1979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进出口领导小组，由谷牧同志全权负责日常领导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对外开放这一全新的国策，是涉及国内外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进出口领导小组”这样的机构，还难以肩负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如此重大战略部署的使命。于是，在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并获得批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机构，明确两个机构一套班子（简称国家进出口委），任命谷牧副总理兼任两委主任。从此谷牧同志进一步担负起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前沿“参谋部”的领导重任。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国家进出口委一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组织起草了涉外政策、法规、条例、规定等重要文件；另一方面，为解决有关改革开放的全国性、区域性重大问题，深入对外开放第一线，调查研究，指导试点，积极探索，对打开对外开放局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回忆，当时主要抓了八件大事：
1.认真推动中央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落实。鼓励外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搞活经济。
2.根据中央关于建立蛇口工业区，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创建出口特区的决定，起草制定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实施条例，解决蛇口工业区和经济特区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有效推动了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的创建工作。
3.召开京、津、沪三市出口工作座谈会，研究扩大出口的规划和措施。研究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下放了部分外贸经营权，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工贸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开始突破对外贸易的高度垄断体制。
4.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订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推动了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的成功创建。
5.与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建立了开发援助和融资合作关系，利用他们提供的优惠贷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等方面设施。归口管理，组织协调同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向我国提供项目援助的工作。
6.会同国家计委制定进出口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计划，并协调执行中的问题。
7.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创建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培训对外开放人才。
8.以谷牧同志名义，聘请荣毅仁、钱昌照、孙越崎、孙起孟、缪云台、古耕虞等一批海内外工商界知名人士为顾问，还聘请一些国内外专家教授担任专题顾问。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的智库。
国家进出口委成立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也很快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对外开放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可以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国家进出口委完成了中央交给的打开对外开放局面的重托。
试办经济特区，交出一份让中央满意的试卷
1982年初，由于国务院机构调整，国家进出口委、国家外资委与外贸部、外经部等四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由陈慕华同志兼任部长。原两委的部分职能也转到外经贸部，分管利用外资和世界银行、外国政府贷款工作。但作为实行对外开放试验田的经济特区和旅游工作，仍由谷牧同志直接领导。按照中央的要求，经济特区是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的对外开放的窗口。由于当时我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局长，在引进外资和外资管理等方面与特区工作有密切关系，因此，实际上我们仍继续在谷牧同志关心和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情况和问题仍然要向他请教。小平同志曾说过，打开门户，会进来很多好东西，也会进来苍蝇、蚊子。那时的情况正是如此。据我所知，谷牧同志当时一手积极抓特区的建设发展，一手抓打击走私等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短短的几年里，经济特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济建设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发展，特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生也有了重大改善，长期困扰的偷渡香港问题也得到解决，经济特区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
1984年初，小平同志到深圳等地视察时，看到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十分高兴，并欣然命笔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和“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不仅是对为改革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广东、福建各级领导、干部和特区建设者努力奋斗的肯定，也是对谷牧同志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领导工作的充分肯定。
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沿海对外开放新局面
邓小平同志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别是试办经济特区的情况十分关注。1984年2月，他从几个经济特区视察回京后，找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谈话，再次充分肯定特区建设的经验，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议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经过研究，决定召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开会，进行部署，并责成谷牧同志研究贯彻实施。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谷牧同志先后到天津和大连这两个准备开放的较大的沿海港口城市做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对新的沿海城市的开放提出了一些指导思想，主要是：1.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必须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把开放的成果落到提高产品水平、技术水平和企业素质上来。
2.这些老的经济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欠账太多，创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短期内难以做到，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考虑先办个小区，集中力量建设水、电、路、通信等硬件环境，搞好管理服务，形成吸收外商投资的“小气候”。这就是后来批准举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3.拟开放的各沿海港口城市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要分类指导，一个一个审批开放方案。
4.首先要训练干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他把这些设想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了汇报，大家都表示赞同。
1984年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除了有关沿海省、区、市的领导同志外，还有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40多部门领导参加。会议由谷牧同志主持。谷牧同志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同年2月24日关于特区工作和扩大对外开放一批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等的重要谈话，要求与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接着，他回顾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情况，着重强调要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迈开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改革，放宽政策，以调动地方和企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更新传统产品，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同时，他又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初步决定开放一些沿海港口城市，是涉及面很宽，政策性很强，有国际影响的大事，既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干劲，又要有周密的部署，积极扎实的步骤，过细地去做工作。他宣布，中央决定扩大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可各办一个经济开发区，享受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当时我已调到天津工作。李瑞环同志和我代表天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12天，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到会听取发言，与会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畅所欲言，情绪高涨，反应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扩大开放的决策，全力办好我国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同志同与会代表合影，小平同志叮嘱与会同志说，“搞好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我们牢记小平同志的教导，在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过程中不但注意选拔“明白人”，还依托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学院、天津商学院举办各种学习班培训“明白人”，这成为成功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关键。由于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新的事业，虽可借鉴举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但还是遇到了许多实际困难和体制上的障碍，为此，谷牧同志经常深入第一线指导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排忧解难，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自此，各方面齐心协力，狠抓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双边和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各项工作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新局面。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创新的探索。
深切的怀念，难忘的良师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担当重任、在第一线直接领导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我写的那本书《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也只是窥其一隅而已。当年在重重困难中，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中央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之所以打开局面，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搞好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那句话。当年中央选择主持国家进出口委的谷牧同志，就是一位“明白人”，这位“明白人”在组建国家进出口委时又吸收了一批“明白人”。我所理解的“明白人”，就是在政治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自觉拥护改革开放，有创业精神，有学问，有涉外工作经验，有领导、协调和执行能力的人。像当时国家进出口委的汪道涵、周建南、江泽民等几位专职副主任都是这样的领导干部。越是明白人越爱学习，越爱用明白人，还善于把不明白和不太明白的人培训为明白人。当年国家进出口委的200多位同志，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各司其职，调研、制定推动改革开放的具体方针政策，帮助各地、各单位解决改革开放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没有高高在上的什么审批权，却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当时的学习风气很浓，国家进出口委既是政府机关又像学校。尽管同志们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没有人计较，满腔热情地工作，更没有人以权谋私。就拿试办经济特区来说，那时并不知道特区究竟特在哪里，怎样办？如何操作？谷牧同志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副主任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带领有关同志调查研究各国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反复研究，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区实施条例草案。1980年8月，由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做了详细说明，并获得批准，成为特区建设的“基本法”。谷牧同志还决定，由江泽民同志率领有关特区领导同志到国外去考察。出发前，江泽民同志组织大家学习研究，拟定详细的考察提纲和严格的纪律。之后，对新加坡等6国的8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进行了45天详细的考察。考察组回来以后，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特区工作具体建议，使我国的经济特区进入实施运作的新阶段。这次考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我国的外汇很紧张，按照惯例，这类考察活动可以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并获得9万美金的无偿资助。当时江泽民同志要求大家省吃俭用，只花了3万美金，其他全部上缴国库。这件事受到谷牧同志的表扬，对进一步推动机关廉洁节俭的风气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关于用好明白人，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1980年初，关于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发创新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时我国的印刷技术十分落后，印刷厂使用的是人工铸造铅字，手工排版，即通常说的“铅与火”的时代。早在1976年，我国科学家王选等就进行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发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几年来，在研制及发展设想等方面，各方分头进行，各有各的思路，科研、开发、制造、使用不仅不能配合，甚至相互抵触，再加上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设备难以解决，使我国自己研制的激光照排系统迟迟难以进入实用阶段。王选同志对此非常着急，要求国家进出口委协调裁决。1980年1月9日，根据江泽民同志的建议，国家进出口委党组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中文激光照排”项目的请示报告》，提出了以自主创新为主、吸收部分国外技术协同集中攻关的6条建议，并为以王选同志牵头的攻关团队申请拨付40万美元外汇，用来进口部分国外先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及测试设备。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经江泽民同志多次协调组织实施，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使这项划时代的印刷技术创新终于获得成功。1980年10月，当邓小平同志看到用激光照排印出的样书《伍豪之剑》时，非常高兴，并在随书附上北京大学的一封信上挥笔批示：“应加支持”。正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顺利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很快结束了我国印刷业落后的“铅与火”时代。当时谷牧同志主持的国家进出口委，就是这样通过选用一批“明白人”，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实施方案、条例、规则，调动各方积极性，排忧解难，协调各方解决对外开放中的问题，这种工作方式，我个人认为，跟目前中央要求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有类似之处。
回想起来，我最初与谷牧同志相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调到国家经委工作。那时他是国家经委的第一副主任，后来又任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是一位很有学问、领导能力很强的高级干部，工作中很严肃，一丝不苟，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当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制定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政策，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因此，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是机关作风的最大特色，他不但要求同志们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经常到第一线去调研。他常对我们说，做工作，首先情况要明，决心要大，解决问题要实。他听汇报时，常常“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发现就连部长们到他那里开会，有时都有些紧张，生怕情况掌握不准、不深或工作不实，被他问住，受到批评。他主持的会议，决不允许迟到，如无特殊原因，不管是谁，当场就批评。记得有一次一位部长来迟了，他严厉批评说，成天讲群众观点，一到具体问题就忘了，这么多同志等你一个人，浪费大家的时间，你哪有群众观点。但是平时，他却十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谷牧同志有很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底，在党内以有学问闻名。他爱好书画等艺术，工余时，常与文化人交往，也爱与周围同志们聊这方面的问题。他也非常重视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在他离休以后，我常去看他，文化艺术就成了我们的中心话题。在这方面还留下不少趣闻轶事。
谷牧同志不仅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他的百年。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的岁月，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老一辈革命家、改革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担当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讲得很好，很深刻。改革开放是艰巨、复杂而长期的任务，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只有不断深化才有出路。我对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表示由衷的拥护。今天，我们要沿着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