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国庆长假，由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改编而成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在天津大剧院上演。这部航母级的俄罗斯歌剧，由苏联音乐巨匠普罗科菲耶夫自1941年开始耗费十余年心血完成，由于阵容过巨、耗资惊人，一直以来上演次数有限，这次却史无前例地在中国的天津上演6场。
此次演出吸引了北上广等地文化界人士专程前来，然而与之相对照的是整体票房未见火爆。微博上还有质疑的声音，涉及天津的演出市场是否担得起这样的所谓航母级歌剧、天津市政府拿财政经费为此类高端演出项目做补贴是否合理、天津城市文化究竟有没有高雅的品质等等问题，有人甚至认为这样不计代价引进大制作是在给天津“找麻烦”……自媒体时代，一个演出就这样把一座城市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我看来，《战争与和平》票房遇冷的根源不在某一座城市某一个剧院，或者某次演出运作方式，而在于面对崇高感和悲壮美时，已变得日渐萧索的人心。
精准调度600人需要掌控力极强的导演
这部歌剧是招人喜欢的。在现场的我其实已经忘掉关于“年度最重要演出”、“600名士兵的人海布景”、“豪华巨型水晶灯”、“真马上台”等等耀眼的宣传词了。现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清新大气、简约现代的舞美风格和演员们如同穿越历史般栩栩如生的再现感。女主演A角肢体语言非常动人，活泼有感染力，音色明亮丰富辨识度强，B角音色华丽气息扎实，是我更喜欢的声音。男二号皮埃尔没有B角，原著中此人物身上是有作者本人影子的，而这男演员的气质就很真实可信（打破了很多歌剧给我留下的唱功优等表演拙劣的印象），声音厚实深沉、吐字清晰有力，稳定性超强。
而合唱队也十分优秀。如第二幕第十一场莫斯科市民的群众大合唱《彻底地燃烧吧》，歌唱整齐度令人震惊，虽然舞台两侧的一排排门洞里有人在拿着小灯棒指挥示意，但合唱能排到这种地步还是让人只有五体投地的份儿。整个看下来，导演肯定是个掌控力极强的人，才能实现台上600多名演员的精准调度。歌剧改编对战争的处理四两拨千斤，没有很拙地去表现战斗场面，而正是以民众群像为主，借助人海图景与混声大合唱巧妙表达了关于“人民之战”的思想精髓。在最后一场人们根据库图佐夫的咏叹调唱起那首《我们为祖国决一死战》的胜利大合唱时，真的感觉好像大地在摇动。
天津“配不上”高雅演出？
歌剧这种艺术究竟是不是太高雅而触不可及？关于这点，我一直想说，其实太多“高雅艺术”原本都曾是平易近人的，甚至其中不乏低俗内容。在歌剧诞生和盛行的年代，这门艺术的作品中也有很多香艳俗气的情节、无聊乏味的故事。类似情况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也可寻到佐证，比如当今视为风雅古气的京剧在清朝是曾被视为“花部乱雅”的不上台面的东西。而当时的“正声”昆曲，在被文人们擢升为大雅之音以前，也曾不过是地方小戏的玩意儿而已，当时舞台上看到的那些花底樽前、墙头马上，也未见得比今日高深多少，只是表意手段不同罢了。现在我们正襟危坐谈论的唐宋佳篇，在属于它们自己的年代也不过是歌姬酒徒们熟练的雕虫小技，所谓“有井水处皆歌柳词”。
艺术都有其特定的解读符号，符号搭建了一个容器，艺术的神思是盛在其中的液体。我们通常所谓的“高雅”不过是时代消逝后原有符号变得生疏不再人尽皆知，由此带来欣赏门槛的提高而造成的。时过境迁，这原液可能变得浓缩而珍贵，可能重新流动泛滥，也可能变质发臭。所以我一向愿意视“高雅”为外在的解读门槛，而不是内容本身。那些珍贵、有趣、普遍的情感和人性，在无论哪一种形式当中都会焕发出灵性的光芒，并无所谓高低之分。从这个角度看，高大上的歌剧《战争与和平》也并不难理解，虽语言不通，但它用音乐表达出的对和平宁静生活的渴望、对自然的歌颂、对充实的心灵之爱的追求和崇高悲壮的民族情感，并没有丝毫晦涩难解的成分。
那么为何这次歌剧《战争与和平》未能普遍地吸引到更多当今观众呢？有很多人说了，是城市不对，天津“配不上”这样级别的国际高端演出。是否北京就配得上了？
说起天津这个城市，可算近代的文化名城，曾有种评价认为三个天津人梁启超、严复、李叔同撑起了半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天津也是最早开放的北方港口城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天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上引领风潮，甚至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几十年前的天津，简直不要太洋气，这城市本来是有着汲取世界先进文明的良好基因的。天津又是抗战名城，在近代抗击外敌的民族历史上做出过十分突出的贡献，在这座城市里发生过的悲壮事件，比歌剧舞台上展现得更为激烈，也更多。
歌剧太高冷还是改编太“洗脑”？
看完第二场演出，10月2日我在天津著名的意式风情区游玩，其间与亲友聊起了天津市对解放前遗留各国租界建筑的官方政策的变化，以前是偏于保守的，有些暧昧难言，近几年才慢慢放开了意识和态度，开始当做一种文化历史来主动正面宣传。我忽然似乎懂得了某种纠结的情绪，《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在天津人心目中也许恰恰别有一番滋味吧。
正因如此，歌剧开演后有声音认为这样一台演出就是俄国人的洗脑文化，“一代又一代给中国人洗脑”。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和过往，一个自信的城市也会理性而平和地对待曾经的荣耀或屈辱——我们共同的荣耀和屈辱。历史文明的进程时常伴随阵痛甚至血腥野蛮，欧洲各国历史上一向你侵犯来我侵犯去，各种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都是战争与掠夺的见证，如果大家都永久地沉浸于过去的耻辱难以拆解不肯前行，那恐怕都没法过了。
歌剧《战争与和平》如果是到北京、上海演出，票房状况一定很不同吗？我看也未必，最主要问题在于普通观众还真未必会为这样的演出买账，一来歌剧欣赏门槛较高；二来在当下的中国，观众的思想与审美趋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年前我们曾最为推崇苏联式的文化风范与审美格调，而经历了太多世事翻云覆雨的变故，历史文化和民众心理意识经过巨变甚至断裂，现如今古典式的崇高悲壮未必会广泛受追捧，而习惯了质疑、解构、撕裂、讽刺与自嘲等现代乃至后现代手法的观众，再来看这样一场演出就未必能轻松消化。
粗粝的生活使人心浮躁难耐，那舞台上的苦难和优美与我们确实都隔着不少的距离。像歌剧《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除了文学青年与业内人士也还需要普罗大众的理解和接纳才行，这一点上却最是急不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心也需要慢慢牵引才能归拢来，与其相互指责不如慢慢培养。曾记得某位资深演出制作人的名言：所谓市场，其实就是那些尚未能了解你的人群。
但不管怎样，先行者们总是值得敬佩的。当我们迷失于水泥森林的时候，感谢他们一次次将目光投向更高更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