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已沦陷将近半年的上海创刊，我当即知道了。
那时，我正在坐落于东单头条胡同的北平日本小学读五年级。班长是日本学者桥川时雄（1894—1982）之女，叫桥川濯。父亲正失业，为了省点钱，我一向步行回家。濯和她弟弟每天有洋车接送。她奉家长之命，经常请我坐上他们那辆包月车。濯和我并肩而坐，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只好蜷缩在我们脚下。桥川一家人住在近代科学图书馆南头的小跨院儿里。该馆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相隔一条马路就是华侨大厦。那是日本人用庚子赔款盖的。新中国成立后，易名为科学院图书馆，我曾在六十年代到那里借过书。
在车上，桥川濯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跟我说。一天，她告诉我：“爸爸说，上海新近创刊的《文汇报》，文化、学术方面的文章很有特色，意趣清新。”我没吱声，却用眼神表示听懂了。我在这家小学四年，始终闷声不响。在四合院里骂日本侵略者骂惯了，到了学校，生怕言多必失，给全家人惹事。
1939年，桥川濯又对我说：“《文汇报》被勒令停办。知识分子爱看的报纸，当局不喜欢。”
1940年3月，举行毕业典礼。4月，我入东单三条西口的圣心学校，攻读英语，与日本同学分道扬镳。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转年，西南联大在解散前最后一次联合招生。我大姐文馥若自1942年秋起，就在伪北大西语系主任徐祖正手下当助教；1946年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大姐继续留任，直到1947年出国深造。我是念了六年日语、两年英语后才转入初三的，国语没有根柢。多亏大姐把西语系订的《文汇报》上所载对我有帮助的文章要旨讲给我听，使我受益匪浅。我如愿地被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所录取。
1947年，国民党下令停掉《文汇报》。
1954年5月，我和萧乾结缡。他是老报人，但我白天搞业务，晚上抓业余翻译，没怎么跟他谈论过《文汇报》的事。1955年，《文汇报》第三次停刊，至1956年才第三次复刊。
1957年5月12日，萧乾写了篇《“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从个人经历谈谈出版界的今昔》，刊载于5月20日的《文汇报》。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