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当代文学

　　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既不要过分“慷慨”，也无须过度“愤慨”。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乐观的“千禧年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门罗主义”，而是更为积极的姿态: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
　　
　　我们恐怕首先需要研究的，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而是它的缺陷和“无价值”；首先要关心的是有没有“勇气”说真话，而不是选择以什么“身份”或站在哪个“立场”来说话。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缺乏“积极地”认识当代文学“价值”的热情。
　　
　　无论生活前行的脚步多么沉重和艰难，岁月的流逝却总是无情而迅疾的。屈指算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况已年逾耳顺。对一个渐入老境的人来讲，最为紧要的，恐怕不是别的，而是后世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所以，如何评价老之将至的当代文学，如何对它进行历史定位，就成了一个让许多中国学者特别“焦虑”的问题。
　　
　　也许是出于对“花甲之年”的敬意，也许是出于对“黄金时代”的向往，有些学者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过度的慷慨和乐观——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只是由于“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积习作祟，人们才显得“吝啬”而“苛刻”，未能积极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时代的文学。而西方“汉学家”对当代文学毫不客气的否定，则激怒了另外一些学者，激起了他们义和团式的逆反心理，——他们不仅要“扶清灭洋”地反抗“西方”的话语压迫，而且要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自己评价自己的文学，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
　　
　　其实，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既不要过分“慷慨”，也无须过度“愤慨”。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乐观的“千禧年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门罗主义”，而是更为积极的姿态: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因为，光有“善意”无济于事，仅凭坚定的“中国立场”也不能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丧失原则的“善意”还有可能养成“没有用的烂忠厚”，而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自闭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接受这样一些事实:首先，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不健全，由于当代作家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的相对低下，我们时代的文学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世界性”的参照语境的情况下，自言自语地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评价，因为，歌德和马克思曾经预言和期待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早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甚至拒绝“他者”的影响，更不能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自大的国家主义立场。
　　
　　用这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我们恐怕首先需要研究的，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而是它的缺陷和“无价值”；首先要关心的是有没有“勇气”说真话，而不是选择以什么“身份”或站在哪个“立场”来说话。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缺乏“积极地”认识当代文学“价值”的热情，——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关于当代文学的著作，都是“肯定性”甚至“赞扬性”的；我们迫切需要的，恰是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质疑性的声音。我们需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那样的批郤导窾、直中肯綮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他批评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的文学“流于淫秽”、“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具有反认识和反理性的情绪，想一劳永逸地抹煞‘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平心静气地讲，《檀香刑》与《狼图腾》不正是“热衷于暴力和残忍”的作品吗？《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不正是“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的作品吗？《废都》和《秦腔》不正是“流于淫秽”、“沉溺于性反常”的作品吗？不正是想通过对琐碎细节的芜杂堆砌“一劳永逸地抹煞‘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的作品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之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我们缺乏成熟的鉴赏力，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
　　
　　事实上，评价当代文学的难度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结构单一、性质纯粹的对象世界。所谓“当代文学”不仅意味着时间跨度的漫长，而且意味着内容构成的复杂。它的最新的阶段，作为“当前文学”，近距离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但是，它的占更大比例的部分，则已经隐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只有经过小心的擦拭和细心的辨认，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大体上说，一体多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至少是由五个迥然有别的时期和面影构成的:
　　
　　1949-1966属于“十七年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无疑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规约，而这个时期的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整体上看，则是不够自觉的，缺乏对时代生活的独立观察和自由思考，但是，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作家，以及那些长期“深入生活”的作家，却能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一定程度的真实感，使之弥散着清新湿润的泥土气息，在塑造“中间人物”的时候，尤其能给人一种真切、生动的印象(例如柳青、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说)；有的作品在反思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上，显示出难得的清醒和勇敢，例如《在桥梁工地上》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有的作品则在艺术性的追求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例如《百合花》的白描技巧，《红豆》的抒情技巧，都各臻佳境，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