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西方美术史里的重要形象。无论梵高笔下热烈耀眼的向日葵，还是埃贡·席勒所绘凋敝扭曲的病葵，都已成为个体生命和艺术激情的象征。在东方，也有一位画家把葵作为十年绘画的主题。宏大的、堆积的、生死交叠、抹杀个性的葵园，折射出一代人的集体困惑、沉郁心灵和悲剧历史。
近日，“东方葵：许江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启幕。本次展览是许江近十年创作的集中展示，展出“葵园”主题大型油画作品近50幅、系列水彩作品百余件，以及首次在国内展出的大型雕塑作品《共生会否可能？》，是许江继德累斯顿国家博物馆、路德维希博物馆巡回展归来之后的又一次华丽亮相。许江专为国博展览创作了大型主题油画《东方葵》系列，呈现出其在绘画道路上的最新探索。展览将持续至11月8日。
四大板块
油画、水彩、雕塑层层叠进
1955年8月，许江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1989年赴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研修。在世人眼里，许江既是中国美术最高学府之一———中国美术学院的现任院长，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思想家、诗人和散文作者。
在国家博物馆的四个展厅，展览依照观看方式分为四个板块：“重屏-东方葵”、“层览-葵平线”、“综观-一花万果”以及“俯仰-共生”。其中，“重屏”部分以最新创作的大型油画作品《东方葵》系列，呈现黄钟大吕般的恢宏气度；“层览”板块以21幅油画长卷向中国画传统中游目骋怀的观照方式致敬，展现出一个辽远的横轴视界。
第三部分“综观”首次展出了铸铜雕塑作品《一花万果》以及百余件“群化”的水彩作品，探讨“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的观照方式；而在国博大厅耸立的雕塑群《共生会否可能？》，则由1400株高达6米的铜葵组成，在德累斯顿国家博物馆费舍尔馆长眼中，这片葵园如若一片向上流动的火焰，而对许江本人来说，这件作品首要之处是要钩沉起“俯仰之间”的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慨。
著名批评家邵大箴认为，许江的艺术吸收了西方观念、装置、行为艺术的影响，并坚持用头脑、用心灵、用眼睛、用双手去创造艺术。“因为用手去创造，能够直接地反映心灵，反映人的思想和感情。”“许江从德国带回来西方观念艺术的理念，但这几十年来，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融会贯通，这是非常重要的。”邵大箴说。
群葵镜像
1949年后生人的集体无意识
与梵高和埃贡·席勒不同，许江不画单枝的葵，不画插在花瓶里的几朵各具表情、性格丰满的葵，而是画众葵聚首的葵园、密密匝匝的葵束，层叠交错的葵堆。这些葵非盛非衰，非生非死，亦盛亦衰，亦生亦死。许江让它们比肩而立，抵踵而卧，窃窃私语，抱头痛哭。
许江说：“葵园代表了一代人的生命本身”。这一代人经历“文革”及以后的各种历史事件，有着被
驯化的、趋同的思维和高度的群体性。“唱同样的歌，穿同样的衣服，看同样的东西”。这种群体性，这种无个性的主张，这种对“东方日出”的向往，许江认为，“塑造了我们生命的底色。”
正是从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出发，能够深切地体验许江画葵园所体现的悲怆感。“年青一代会觉得你这个葵怎么这么苦，我们看到的葵园都是阳光灿烂，众声喧哗。(但)恰恰这些苦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况味。”许江说。
许江画葵的笔触，苍劲老辣、沉痛开阔、肆意纵横。这些葵槎枒交错，不美，不鲜丽，堆在一起像枯槁的柴堆，挤在一起像“等待最后军令”的老兵。一些葵屈腰俯首，折服于飓风的摧折，另一些则试图昂然直立，个中的挣扎，个体与群体间的张力，理想的脆弱，失败的尝试，往往让观者心生感佩。
批评家王端廷认为，许江的艺术是表现主义的，而中国美术学院的传统恰恰也是表现主义的。“许江的葵花，是1949年以后这一代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时代记忆。我们小时候画过大量的葵花，如果用一种花卉来代表新中国的话，可能非葵花莫数。许江的葵花象征着这代人的精神和生命历程。”
同时，许江的艺术里还有传统艺术所缺乏的崇高感和悲剧精神。王端廷说：“悲剧精神是人在悲剧的现实中而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悲剧艺术的内涵往往是沉重、凝重和崇高的，许江的艺术便具有这种沉重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对话]
许江：在油画里重建东方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以“葵”作为创作主题的，请谈下这个背景。
许江：当时，我去土耳其进行亚洲文化的考察，在土耳其亚细亚平原的荒原上，看到一片老葵。那些老葵是油葵，葵头不大，所以可以挺立着，漫山遍野。当时它已经完全枯黄，和大地融为一体，像钢浇铁铸一样。我觉得这像一群老兵在等待最后一道军令，太阳在他们身后落下，他们朝向同一个方向，我非常感动。这个是最早的邂逅，后来我又看见非常多的葵园，我都会跟这片葵园相比较，它成为一个尺度。
南都：你画葵十余载，在这个过程中你对葵这一创作意象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变化？
许江：最早画葵园，看到葵园茫茫一片，有一种感时伤逝的感慨，一种乡愁一样的东西。但十年下来，自己投射进去，很自然地就觉得自己生命中的很多东西被打开。
葵不仅是生命的意象，葵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命的本身。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特殊的东西在这里被塑造，比方说我们的整体性、群体性。我们这一代人有高度的群体性，我们唱同样的歌，我们穿同样的衣服，我们看同样的东西。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有很多的选择，但我们那时候高度统一。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出现了断层，又不断地被拯救，我们有很刚烈的一面又有不断被改变的人生。这些塑造了这一代人的特殊性。
南都：葵为什么叫“东方葵”？你所说的“向西归东”具体指的是什么？
许江：葵象征着我们“向阳花开”的一代，我们有太多的群体性、趋同性，这样的整体性是与今天的一代完全不一样的。另外我们心中始终有一种东方日出的向往，一种敬意、情怀，这情怀是很强烈的，它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生命的底色。所以在画葵园的过程当中，我的记忆，我生命的一部分转换到绘画里。比方说眼前的这幅画叫《狂飙》，它象征着社会群体的力量。这张画中有140多个葵头，它们互相拥挤、交错、叠压、蔓生，在整体中生长同时又有回荡，让我们看到这一代人的命运，既有激流又有回荡。
人们常说油画是西方的舶来品。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油画到中国已经两百多年了，老是被人说油画是西方的，而电影到中国来还不足一百年，从来没有被人说过电影是西方的，这是为什么？我的理解是油画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文化史，这种文化跟中国是不同的，对中国的文化形成一种挑战，所以大家会对油画很警觉，提出很多思考。这样一种西方语言到中国来已经落地生根，那么它的色彩，它的力度，它的品位，也必须是东方的，如何呈现它的东方的质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所以葵叫“东方葵”，实际上就是要在油画里重建东方。
我们老葵这一代人面对一朝国门打开，不断向西方学习，但心里想的始终是归东，如何用西方的东西点燃东方，重建东方，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自己绘画的追求。油彩、画布这些东西来源于西方，但是我人来源于东方，人是东方人，如何让生命中最真实的东西，代表活的中国人的东西在这个画布上呈现出来，我在绘画过程中也有诸多的纠结，我不断抹掉重来的过程是生命重塑的过程。
南都：你认为葵对当代人来说有怎样的精神意义？
许江：跟年青一代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次展览的使命。你们这一代人，可以叫“自恋”，但实际上我们需要一种历史性，这种深刻的历史性应该跨越时代被理解。今天葵园太多了，杭州郊外有五六百亩的葵园，我们学校年年种葵，年年都是葵园，但是物种、风光我们都会看见，它们只是表象。葵园，仅仅是漂亮而已吗？在风光后面还有没有更深刻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讲“乡愁”、“诗意”，清朝况周颐说“我观风雨，我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
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词心是也”。我们心中是否有那个“万不得已者”？那个“万不得已”可不是可以乱消费的，“万不得已者”是生不得已必须如此，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老葵希望与年青一代交流的。
南都：这次展览策展上有什么特点？
许江：这个展览的三个厅我也做了整体的规划，第一个厅：重屏，屏是什么，屏风是中国人建筑和生活当中重要的形式，很正式的场合会用到。屏风又叫横山、重屏，一道道屏就像一座座山峦，我们走过去，一重重葵山层层相叠，有一种洪钟大吕般的鸣响。这个时代大家好像不是习惯于雄伟，今天我通过葵，达到一种葵颂一样的鸣响，但这个颂后面埋藏着多少挣扎，埋藏着生命的困境和苦味。这边是葵览，一层一层就像地平线，我叫它葵平线，葵园四季，一层一层叠进去，这种层览与重屏也形成对比，希望大家有所感触。否则大家对着手机拍照说多漂亮，却没有真正明白我们与大地之间的血肉关系在哪里。另一边是纵观，一花万果，但是所有的果实都带着内在的力量挣扎出来。东方日出，只有葵把看不见的太阳的能量转化成一种生命的能量，它把天地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塑造成自己不凡的形象，了不起。还有大厅里面的俯仰-共生，在阳光的照耀下很好看。
多面许江
作为中国美院的院长、教授，同时又作为独立的艺术家，许江一人分饰多个角色。他向来忙碌，工作量大得惊人。他说话容易激动，总是越说越大声，直到把听众的耳朵“震聋”为止。虽然对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极度敏感，他却从不随身携带手机，找他只能通过助手的电话。
“许江想做一个完人，想做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院长、好学生。每年在大年初一的上午十点，许江都会到我那里看我，使我非常感动。”中国美院前院长肖峰说。
郑胜天则认为，许江是一个革命者。“在创作的时候一向是心潮澎湃、诗人情怀的艺术家，同时又是很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批评家尚扬表示，做一个好的艺术家很难，做一个好的领导也很难，许江是将这两个身份结合得最好的人之一，是真正的典范。“同时他还承担了别的事务，比如上海双年展，他把这些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令人钦佩。”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