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看“边缘活力”

　　中华民族文化有巨大的包容力量，把56个民族都包容在一个整体的民族里面。
　　我国多部族和民族，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扮演着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审美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多民族的碰撞具有二重性。从经济上、军事上和家庭生活上看，它是个灾难；但是在文化问题上，它往往越碰撞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少数民族文明跟汉族文明之间，存在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共同构成一个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的系统。分别言之，也就是中原文明领先发展，它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几千年发展下来都没有中断。惟有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在精微处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
　　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互补的动力学系统，产生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结构性功能，因为在汉民族的旁边睡着一只老虎，那你就必须卧薪尝胆、必须闻鸡起舞、必须发愤图强，这是排除一种文明因懈怠而衰落的兴奋剂。这种精神紧张感，就是一种生命感。同时，中原文化要维持它的权威性、维持它的官方地位，它在不断的论证和发展过程中，自己变得严密了，也变得模式化、僵化了。这个时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原始性、带有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明板块结合部特有的开放性，就可能给中原地区输进一些新鲜的，甚至异质的、不同于原来的文明的新因素。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容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
　　过去我们比较关注中枢部分的动力，中原的文化动力，现在我们需要增加边疆的、边缘的文化动力，或称“边缘的活力”。边缘文化不是只会被动的接受，它充满活性，在有选择地接受中原影响的同时反作用于中原文化。少数民族的文明，边疆的文明往往处在两个或者多个文化板块的结合部，这种文明带有所谓原始野性和强悍的血液，而且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之间的混合性，带有流动性，跟中原的文化形成某些异质对峙和在新高度上融合的前景。这么一种文化形态跟中原发生碰撞的时候，它对中原文化就产生了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边缘的活力。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刺激了文化总体结构的振荡，或它在“文化地震”中加速了文化交流和文化结构的重组，一方面少数民族更深程度地接受了汉化，另一方面汉族的文学、文化在浸染胡化风气中得以延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融合过程。不光是汉族影响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影响了汉族。例如，词自两宋以后有衰落趋势，振作其后劲的反而是一些边疆民族的诗人，如果说李后主的清俊婉丽，赖满洲才子纳兰性德以传，那么苏东坡、辛弃疾的豪壮清逸，赖色目诗人萨都剌继其遗响。这就说明了中原或江南的某种文体显得衰老柔靡的时候，却可以在少数民族诗人的新鲜别致的文化感觉中重新获得生命的例证。
　　又如边塞诗，中原人写边塞诗，是以客人的身份，从唐代的高适、岑参他们写的边塞诗，那都是激昂慷慨的。边塞是非常荒凉、无比艰苦的，去边塞的汉人多有一种有去无回、以身许国的情绪。在那些“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的边疆军幕文士笔下，颇多“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凉感慨。换了元代的少数民族诗人写西域诗，写新疆、写青海，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情调，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的祖宗之地是主人，变成了以主人的身份来写边塞，这个主客的位置一变，整个边塞诗的情调都变了。他们使边塞诗被胡化，增添了几分田园诗的情调。民族身份使他们与汉族诗人发生了换位思维，从而给中国的文学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产生了新的精彩。比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他写的西域诗，说田垄上可以种羊毛——就是种棉花；他笔下写天山，就很看不起江南的那些山，因为西域是他们祖宗的根所在，或有他们深挚的文化认同。
　　最典型的是元杂剧，它实际上是“马上杀伐”的胡音加上北方高亢激昂的俚调混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