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剧院：为何冰火两重天

　　一种艺术，两种命运
　　对于那些在5月19日顶着5级大风来到王府井观看儿童音乐剧《岳云》的观众来说，这一天过得绝对值得。不仅孩子看得津津有味，就连家长也怦然心动。一位名叫“老漠儿”的微博网友说：“带孩子去看了儿艺新剧《岳云》。我承认我有英雄情结，眼泪居然大颗地掉到胸前！这部新编音乐剧太优秀了，强烈推荐……”
　　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周予援看来，这样的效果并未超出预料，这部创演于1961年的经典剧目在经过重新打磨后更为精粹感人。而类似的场景在近年来的每个周末几乎都会上演。“我们有两座剧场，大剧场每周卖2500多张票，小剧场400多张票，每周3000张票都是靠一张一张的散票卖出去的，几乎没有包场演出。”周予援说，北京市场每年300多场的演出占到了中国儿艺全年演出场次的3/5。
　　但不是所有的儿童剧院都能像中国儿艺这样幸运，毕竟这里是北京——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距离北京680公里的沈阳，成立于1960年的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正陷入演出锐减的窘境。刚刚退休的辽宁儿艺前院长宋国锋说：“辽宁的儿童戏剧生存境况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他给记者列出一串数字：2008年以前，仅在沈阳市，辽宁儿艺每年至少为学生演出400余场，最多的年份要演到千场以上。而2009年辽宁儿艺在沈阳地区为孩子们的演出场次几乎是零。2010年在沈阳地区的演出场次也仅有60场。2011年在省内演出仅22场，2012年28场。今年，直到“六一”儿童节，辽宁儿艺一场演出也没有，从“六一”开始在沈阳、大连等地计划演出20余场，均是自己组织的市场化商演。
　　是辽宁儿艺的作品不好、缺乏吸引力？——辽宁儿艺是我国成立最早、实力最强的专业院团之一，《人参娃娃》等大批剧目获奖无数，深受小观众喜爱。
　　是票价太贵，孩子们看不起？——每场演出最高5元的票价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根本不构成压力。
　　“导致这种境况的直接原因是从2008年起政府出台政策，不允许再向学生收缴每学年包括观摩一场电影、一台戏剧费用（10元钱）在内的一次性收费，因此省市教委、学校也不再组织学生观看儿童话剧。”宋国锋说。
　　据了解，这项政策并不是从2008年才开始实行的。实际上，为了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乱收费问题，从2000年开始，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几乎每年都会下发禁止学校乱收费的通知，并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范围做了严格规定。学校收取观看电影和戏剧的费用属于代收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老师对记者说：“代收费的前提是学生和家长自愿参加，人家有些是愿意的，可也有不愿意的，不好统一。而且，安全问题压力很大，那么多孩子去剧院，一旦出点什么事，学校担不起责任，现在学校连春游都很少组织，就别说去看戏了。”
　　对此，宋国锋说：“毫无疑问，不向学生收费、减轻家长负担，这绝对是正确的，然而就此断了孩子们接受高雅艺术熏陶的路，也是有害的。”
　　市场化还是公益性
　　宋国锋坦言，辽宁儿艺转企改制比较晚，今年才刚刚完成，所以缺乏市场化运作的经验，一下子把剧院彻底推向市场，断了原有的依靠教育部门组织观看的老路，短时间内难以适应。
　　但他同时强调：“不能把儿童戏剧看成是纯粹的市场化的艺术，我认为儿童剧带有公益属性，承担了艺术教育的功能。完全市场化是不符合儿童剧定位的。”
　　对于宋国锋的观点，周予援表示完全赞同。“和吃饭穿衣相比，儿童剧确实不是刚性需求，但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从长远看可能更重要。”
　　有一次中国儿艺在某省演出《特殊作业》，剧情非常简单：老师要求孩子们回家做一次特殊的家庭作业——为父母洗一次脚。围绕着这项作业，孩子和家长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孩子欣然接受，而家长很不愿意；有的孩子勉勉强强，而家长觉得不错；有的孩子和家长都不接受……但是当最终孩子用自己的小手为父母洗脚的时候，他们的情感和心理似乎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场戏，台上台下哭成一片，亲情、伦理、教育这些宏大的东西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你能说看这样的戏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好处？”周予援不知不觉抬高了嗓门。
　　实际上，政府对于儿童戏剧的公益属性也有所认知。特别是中央政府，曾出台专项政策推动儿童戏剧走进西部中小学，中国儿艺就是受益者。2008年，财政部拿出一笔专项资金，每年给中国儿艺200万元，用于中国儿艺经典剧目走进西部校园。依靠这笔资金，中国儿艺每年在青海、西藏、广西、云南、新疆等西部地区演出100场左右儿童剧，目前12个西部省市自治区已全部走到了，演出总场次近600场。
　　“如果没有财政部的这笔专项资金，单靠我们自己院团的力量，是绝不可能走进西部地区的。”周予援说。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中国儿艺几乎就没有接到过西部地区的商业性演出的邀请。而在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每年的100多场商演占到了中国儿艺全年演出场次的1/5。
　　在走遍西部的5年里，周予援感受最深的除了孩子们观剧时专注的表情，就是当地简陋甚至寒酸的剧场。“我们去的基本都是山区、农村，县城就算条件好的了，没什么像样的剧场，用得最多的就是礼堂，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根本不适合演出。”周予援说。由于当地的舞台条件太差，中国儿艺每次去西部都要自带灯光音响等设备，再加上布景、服装，每次都要装两三车，路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好在由财政部埋单。
　　政府该不该“帮一把”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情况就不同了。在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儿童剧演出呈现出购销两旺的态势，也因此省级儿童艺术剧院的日子就比较好过。
　　浙江省文化厅和财政厅每年拿出300万元资助本省的儿童剧团开展公益性演出，为未成年人免费送戏，该项目名为“雏鹰计划万里行”。隶属于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的浙江儿艺是该计划的主力演出商。总经理王文龙对记者说，浙江省财政厅给他们的补贴是每场6000元，每年在浙江省内演出三四百场，已实施了9年，共计3000多场。“我们去县城剧院演，去农村学校演，许多孩子从来没有看过专业艺术院团的表演，喜欢得不得了。”
　　王文龙说，在转企改制之前，政府资助的演出在剧院全年的演出场次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转企以后，剧院加大了对市场化上演的创作和营销力度，效果明显，但演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几乎没有去西部演出。今年“六一”期间，浙江儿艺有三支演出队在深圳、武汉和萧山演出《小猪快跑》、《匹诺曹》、《果果的绿野仙踪》等经典剧目，演职人员直喊累。
　　上海市浦东新区有一笔“浦东宣传文化发展基金”，每年通过补贴“优秀儿童剧目校园巡演”，一方面为专业艺术院团进校园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引导成立学生艺术团，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创造力。
　　对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扶持举措，宋国锋表示羡慕，他说：“有的省有钱，有的没钱，辽宁就没钱，所以我们就得不到这样的资助。”尽管已经退休，但宋国锋仍然是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去年10月，他给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案，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要求各学校有选择地组织中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观摩一部优秀儿童或青少年话剧”。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周予援在今年的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每人每学年观看一部儿童剧和一部儿童电影”。他建议，在国家教育经费中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学校组织中小学生观看儿童剧和儿童电影，形成专款专用的保障机制。他说，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实际支出2.3万亿，而且还在增长，从中划出一小部分，作为补贴，是政府完全有能力承受的。
　　宋国锋说：“儿童戏剧不是挣钱的艺术，经济效益微乎其微，辽宁儿童剧演出的票价最高的不过5元钱。别说剧院盈利，常常连剧目的制作成本都收不回来，有时甚至交不起剧场的场租。政府扶持儿童戏剧艺术生存发展，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政府财政在纳税人上缴的税款中拿出一点儿来为他们的子孙看戏埋单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之事。”他说，中国的第一个儿童艺术剧院创建在中国福利会，这就决定了它的公益性质。
　　不过，周予援的提案在送给教育部后，至今仍无反馈。而宋国锋也在期盼着政府早日伸出援手。（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张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