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庭与我

　　吴正
　　作者简介

　　吴正 诗人，作家。1948年9月生于沪一书香世家，1978年后定居香港。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中篇小说集《后窗》《深渊》，诗集《吴正诗选》《异度惊醒》，随笔集《黑白沪港》《倒影集》，译著《猎鹿人》《堕入爱河》等三十余种。

　　六十五年前的我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的一幢三层的日式小洋楼里。门前一条河，临河一条街。河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溯源而上，你能抵达这个城市遥远的另一端。街与河在不远处即告分岔，而这条树荫满地，行人稀少的街道的终点是东上海的一片著名的公园。那是半个多世纪前，一幅上海风情画的速写版。

　　虹口，这个旧时的日租界，虽不及苏州河对岸英法租界的奢华与色彩，却是沪上一大批文人学者的集居地，其缘故除了环境幽静外，这里还坐落了好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而出身于苏南一书香门第，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毕业于复旦的父亲便在其中的一所大学执教经济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正如我在某文中描写过的那样，“每天早晨，他（父亲）总是一支粗雪茄，一杯‘阿华田’，一片三文治地打发完了早餐，然后坐着人力车上班去。晚上回家，牛皮的公文包里塞满了鼓鼓囊囊的讲稿。”父亲清癯，冷峻，严厉。但有时也亲切，慈祥，耐心得让童年时代的我对他产生出十二分的敬意和安全感来。母亲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是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教育行政系1937届的毕业生），却遵循了那个时代的传统价值观，留在了家中相夫教子。我是父母的独生子，她对我呵护备至，又诲导不倦，令我感到缺少了母亲的生活似乎不再叫生活。即使到了五六十年后，她已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我的这种童年记忆仍不肯褪色，我知道，这里隐藏有一种轻度的“恋母情结”。

　　父亲的书房设在日式住宅的三层：一盏湖绿罩的台灯，一个书写毛笔文书与信函时使用的笔墨缸砚，一支带帽的蘸水粗锋钢笔，斜插在“英雄”牌墨水立瓶的顶端，转转悠悠—父亲写英文从不用打字机，而是一手漂亮的花式手写体。所有这些，连同宅门前的那条河流与街道，都是我日后创作，当记忆回眸时，一幅幅场景的再现。但无论如何，父亲比他的同事和学人们都要幸运，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去了香港。当他的同事们都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整肃运动中几遭灭顶之灾时，他已在另一个自由的天地里从事另类谋生行业了。而当母亲和我与他在香港团聚时，那已是十六年后的1978年春，“文革”已告结束。

　　我的第一次创作洪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涌到。当时的我已年届壮年，娶妻生女，完全生活　　在了另一类异质文化的土壤中。童年的岁月，在回忆的甜蜜中遂发酵成了一种不可自制的创作冲动。七八年流逝过去了，在照顾家族生意的同时，我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各类文体：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译著。我将这个阶段的创作称作为“上海人”时期，不仅因为长篇小说《上海人》是我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它还包含了自异地反观故乡，从中年回首少年时的那种无从言达的情绪与感慨。

　　我的第二次创作高潮于1996年前后来到。一基于香港回归而激发的种种感触之旋涡效应；二因了中国内地的生存观和价值观遭彻底颠覆后的冲击强度；三是家庭裂变，迫使我要在物质与精神，妥协与理想，亲情与孤独间作出抉择。我都选择了后者。我失去很多，但我获得的或者更多：《长夜半生》以及一百五十万字的另一批文学品种即是对我之坚守的最佳回报了。

　　我还能否有第三轮的创作峰潮？何时来到？如何来到？这是上帝的机密，他是不会让人预知时间的。虔诚了四十年的基督教徒，前几年的一次偶然机缘，让我接触到了佛学的博大精深，而我竟一迷而无法自拔了。所谓“一历耳根，永为道种”，是宿世的佛缘呢，还是今世的启悟？反正，如有晚作的话，渗融进各种宗教的元素看来必不可免—让时间来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