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平生第二大堑”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

　　历史课本中的那些大人物，多是政绩与成败，就像一个个符号，一点也不吸引人。吸引我们读下去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描写——他们的脾气秉性，他们的情感生活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

　　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态，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回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又何尝不是官场当中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官员们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道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碜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