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出入有道,精益求精。”这是文学评论家、诗人唐晓渡对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一个概括归纳。
事实上,唐晓渡对“何谓中国古典诗歌精神”这个问题的回答堪称谨慎。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诗歌精神跟中国文化精神其实是一个东西,比如说天人合一、道不远人,中国古典诗歌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一个体现,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唐晓渡非常警惕对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简单描述,因为那都可能是“盲人摸象”。他说,“中国古典诗歌尽管超越性很强,但入世的一面也不能忽略。比如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他强调亦简亦繁、诗史互证是一个重要的诗学传统。他尤其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大加赞赏。中国古典诗人锻造了一套形式系统,“比如,七律就是一个微型的宇宙模式,高度形式化,它的四联之起承转合,它的对法的复杂多变,体现了一种要在跟必然的博弈中实现艺术创造的自由精神。”唐晓渡说。
唐晓渡承认新诗在发生学上有一个断裂,随着全盘反传统的出现,新诗在诗意和思想的汲取上,来自西方的多。但是,在精神方面又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断裂。早在朱光潜的诗论就从传统中吸收了很多养分,跟浪漫主义很不一样,新诗创作学习意象象征、物我两忘、主客易位等等。当代诗歌也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朦胧诗”的情况就比较复杂。1985年,寻根文学出现,诗歌方面,以江河和杨炼为标志的“史诗”,就是反身向传统汲取资源,向自身回溯,杨炼重写古代神话,而神话是古诗之源。又比如对杜甫的日益重视,语不惊人死不休,没有虚言,没有高蹈,强调写作的“及物性”,回到诗、回到语言、回到事物本身,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无论是精神还是技法,都是对浪漫主义侵蚀的一个反拨。
“当然,在现代诗歌,古典诗歌精神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回响,而应该是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唐晓渡说,“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不像低轴心时代那么简单稳定,我们的情况复杂得多,我们不仅有西方的主流文化,还有各种次文明、亚文化。而且,汉语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语诗歌要汲取的资源已经是全世界的了。”
至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唐晓渡说,“我比较注意诗歌的空间性,能量在空间中的流动。诗歌写作是给未知的、暧昧的东西一个形式,这个东西有自身的能量,是大地的欲望,应该响应它的冲腾,随物赋形要遵循能量的运动。”
最后,唐晓渡再次回到问题的原点上。他强调说,“古典诗歌精神是一团活火,有时被掩盖,但从来都没有熄灭。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其实并没有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