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在中国文明的演进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几次大的碰撞产生了很多大师，可惜中华的“文艺复兴”迟迟未来或者夭折了，导致中国在文化思想上一直停滞不前，表现在文化影响力弱，不自行，电影产业迟迟没有里程碑级别的作品问世。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前不久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算是给国人一个安慰吧。
下面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历史上三次文化碰撞，感受一下思想解放的力量。
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而百家争鸣的最终结果是诞生了诸如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等著名的流派，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人可能了解，墨家的著作里就有关于光学的研究。同时也诞生了一批大师，比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由220年曹丕承东汉汉献帝禅让，建立魏朝（曹魏）开始，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重新统一结束，共369年。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纵观整个时期，三国时期无论是谋士还是将军都诞生了大批，可以说是人才辈出的年代，而且，这个时期还诞生了诸如嵇康、阮籍等一批大师，著名的《广陵散》就诞生在此刻，虽然成就不及春秋战国时期，但是也是成就斐然，算是第二次文化碰撞吧。
三、五四运动后的文化解放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新青年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民国时代，军阀林立，政局混乱，国势衰微，但就是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却空前发展，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他们的学术成就，直至目前尚难以被后人超越。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和平，按说要比民国军阀混战社会混乱的时代好出许多，可就是不出大师，倒是出了不少大官。那个时代自有孕育大师的时代契机。
民国时代政府控制力不高，大多是出身卑微的军阀割据一方。
教育大计自然也就是军阀们说了算。说来也怪，那些普遍大字不识几个的军阀们偏偏重视教育，即使“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将军”张宗昌也对教育颇具热心。
教育经费属于优先支出项目，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而且不论如何混账的军阀都从来不敢克扣教育经费，以真正让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国民观念落到实处。
民国时代教授们的待遇是很高的，属于名副其实的“三高”人士，即高收入，高地位，高学识。北洋政府出台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教育部于1917年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教师月薪从50银元到450银元不等。1927年公布的新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又规定，教授月俸从180元到600元不等。
教授们的薪水数量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不妨做个比较。一个小家庭的费用，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在相当不错的水平，上海普通工人的月俸只有15元，普通巡警只有2块银元，即便县长也不过20块银元。北洋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即使现代也望尘莫及，很难想象，财政入不敷出而政局混乱的北洋时代，却成为教育发展和教授待遇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的大师就不用多说吧，我列举下，你们体会下：有鲁迅、老舍、林语堂、胡适、曹禺、巴金、郁达夫、胡适、郁达夫、巴金、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郑振铎、柔石、周作人、茅盾、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张恨水、萧军、萧红、曹靖华、梁宗岱、臧克家、艾青、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丰子恺、林凤眠、丁聪、贺绿汀、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陈寅恪、冯友兰、朱光潜、胡适、翦伯赞、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沈钧儒、史良、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侯德榜、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徐志摩、戴望舒、吴作人、郁达夫、梅兰芳、聂耳、苏步青、洗星海、叶圣陶、蔡元培......
这三次思想解放潮流，个中滋味大伙自己体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