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寓居云南,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
沈从文在精神危机期间写了两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从理解沈从文的角度而言,这两篇自传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沈从文其他任何的自传性文字,他近乎以写“绝笔”的心情,来分析和叙述自我生命的核心构成。“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沈从文最初的想法是留下一本完整的自传,但精神状况的持续极端紧张使他无法按部就班去完成,写完第一章之后,他越过中间的大部分,径直来写《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西南漆器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寓居昆明八年时间里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他当然情有所钟,心之所系,但不顾时间顺序急着来写这一部分,想要说的就不仅仅是西南漆器及其关联的西南文化的种种,更是要叙说由此而牵连出的他生命中的一条脉络,“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的标题下,加了这么一行文字。
沈从文要说的是,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有一个不断绵延的发展历史。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