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新作《奇石》获得《新京报》2014年度最佳畅销书。当记者给何伟发去获奖消息时，他正在埃及，处于与外界短暂失联的状态，不能收发邮件。
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家，面对日渐庞大的粉丝群，何伟有点意外。“当我提笔写中国时，我从未想过中国读者会有兴趣，不过最终，我了解到我写的这一系列纪实类书籍受欢迎的原因，是在于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何伟说。
他就像一个铁块，在中国这块神奇而巨大的磁铁面前贴地飞转——事实上，即使远在埃及，也和中国互有交集，他正在写居住在埃及的中国人的研究报道；何伟希望两三年后能够重回中国。
谈非虚构写作
“偷”美国非虚构技巧来观察中国
新京报：你的“中国纪实三部曲”在过去五年里，在中国读者之中引发了关于“如何记录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探讨热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和一般意义上的纪实文学的区别？你觉得自己正在进行的“非虚构写作”有什么最大的特色？
何伟：我认为我正在进行的非虚构写作从本质上并无新意。非虚构写作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是在美国，究其原因，我认为可能在于非虚构写作有着庞大的阅读群体。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幅员辽阔到足以支撑一本如《纽约客》这样的杂志生存下来，而这样的杂志就能发展出一批严肃的非虚构作家，且他们的作品能够在读者中获得广泛的支持。相对于美国，我认为文学性的非虚构作家在英国或者整个欧洲都更难有生存空间，因为在那里，非虚构写作的领地要小得多。
其实，有很多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我走的是相同的路子：从一开始，我就接受过系统的小说写作训练，这教会了我如何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来写作，从而帮助我避开那些在传统新闻报道中养成的不良写作习惯。此外，我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我的父亲是个社会学家，在孩提时代，我已经十分清楚他的工作内容和社会科学运作的方式。这些都从长远角度发展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长期关注某个人群或者社群的动向。这也是我在中国进行观察的策略。而且，我一直努力让自己的研究更为系统化。举例来说，我在丽水的研究，就非常有条理。我把自己的观察结果建立得像一座金字塔一样——从走访这一地区大量的百姓开始，我一步步寻找焦点，判断哪一个点更为有趣，最后得出结论：我要写一个丽水的小工厂的故事。
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我也深受约翰·迈克菲的影响，他是我的大学老师，在我看来，他就是那个帮助我养成非虚构写作习惯的那一代人之一。美国的非虚构写作热潮主要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大部分的作品都出现在美国本土。而我甚至认为我就是偷走了迈克菲和其他了不起的非虚构作家的技巧，把它们用在对中国的观察上。可能这是我的非虚构写作唯一不同的新意吧，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这种写作传统。
另外，我坚信，非虚构写作这个领域，在中国大地上有着难以置信的发展潜力，我们这些有幸参与其中的人，只是粗略地画出了这个写作领域的轮廓。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在认真考虑如何进行非虚构写作，特别是那个叫做梁鸿的作家，对于很多重大的议题做了那么多纵向长远的研究。
谈新作《奇石》
被各种各样的“局外人”吸引
新京报：如果让你提炼《奇石》这本书的关键词，你会选择哪几个？为什么？
何伟：这样的关键词也许会有两个。第一个是“好奇心”——我想这是我在中国、科罗拉多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写作动力。我是一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去用开放的心态和浓厚的兴趣对待每一个出现的话题。所以我会去写一个在日本进行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外国人，或者在科罗拉多某个小镇上的药剂师，这两者都深深吸引着我。
另一个关键词是“局外人”。《奇石》里的很多人物都是各种各样的“局外人”。长城（城墙）研究者大卫·斯宾德勒（石彬伦）是一个局外人，年轻的姑娘艾米莉作为深圳的新移民，也是一个局外人。我之所以被这样的人物吸引，是因为这些人往往观察力惊人且思想深刻，而且我对处在陌生环境中的人们遇到的挑战深表同情。
新京报：《奇石》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份惊喜，但也存在批评之声，认为这不过是把旧作集结炒冷饭，其中部分文章在之前几本书中已经出现过了，面对这些质疑，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何伟：《奇石》其实和我以前的“中国纪实三部曲”并不一样。这是一部作品集，所以它和《江城》、《甲骨文》以及《寻路中国》不同，这并不是一本只有单一主题、单一观点或单一场景的书。一部作品集的好处是，读者可以对发生在某一个短时期内的主题稍加浸染后迅速进入下一个，而我之所以钟情于收集这些短故事，就是因为人们更容易在短期内而不是长期地去做不同的事情，举例来说，《去西部》、《多恩医生》这种随笔带给你的感觉就只能在短文里捕捉到。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总喜欢收藏其他作家的随笔集或短文集，因为这些都是写作的模范。我学习写作时，总是在读这样的书，它们帮助我思考如何建构起文章结构、人物特征和表达方法。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我遭遇了写作难题，我也会去翻阅迈克菲或者琼·迪迪翁的作品集。这就是为何《奇石》得以出版的原因，我想它会对正在从事随笔和短文写作的年轻作者有点帮助。
新京报：我看完《奇石》后明显感觉到，无论把视角对准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你总是对乡村和小城镇的变化更为关注，无论是中国的涪陵还是丽水，或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铀旯湾，即使是描写大城市人物的生活，选择的城市也是那些处于剧烈变动中的城市，比如“新城”深圳或是新旧交替的北京，是否可以说，“变动”是你观察记录这些人事的切入点或者是主题？为什么这些正在蜕变中的人和事会如此强烈地激发你的写作热情？
何伟：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问题是，你无法创造出故事情节。这和小说不同，写小说时你可以随意创作人物和事件。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你正在跟进的事件有了某些情节，比如正在变化或发展——那么这个事件就会引诱你去观察一个正在经历此种变化的场景。如果一个地方变化太过迅速，那么你就可以去试着观察这里的百姓如何应对此种境况，如此一来，你笔下的故事就有了某些情节。
非虚构写作还有另一种选择——回溯式记录。如果你发现某些戏剧性的事件正在发生，那么你就可以采访任何参与其中的人，以此重建事件。不过这种方法永远不可能比目睹某件事情直接发生在你眼前那么可靠——在回溯式记录的情况下，你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这就是为何我更倾向于在某地呆上一段时间，好好观察那里的百姓如何变化，因为不这样我就无从得知事情的走向。比如，当年，我跟进的三岔村的魏姓一家人的故事还有丽水工厂里的故事中，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这样的记录也更自然。
谈观察视角
“外来者视角”是绝佳的角度
新京报：作为一个记者，你如何找寻报道和叙述之间的平衡点？可否谈一个具体的事例？
何伟：这一切都是出自本能，并且我感觉自己的叙事欲望更强烈。我之前受过虚构写作的训练，我最初的爱好是文学，所以我肯定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写作，我对于曲折的故事和人物更感兴趣。
不过更多时候，我会将报道和叙事融合在一起。《广场上的清真寺》那个故事就是个例子，在这个故事里，我试图描述一个特定的政治事件——2011年十月发生在穆罕默德·艾哈迈迪街上的示威游行。这是继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属于国家事件，但我关注这个事件的切入点则选取了一个特定地点——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清真寺。我观察这个清真寺如何运作，如何在两周时间内发生变化。基本上，我就这么看着这个机构如何分崩离析，并逐渐变得更为暴力、更加失控。就在那个时刻，我相信这一切就是这场埃及政变的象征，我甚至隐隐感觉到这场埃及的革命可能也会追寻这个清真寺蜕变的相同路径。所以，通过观察一个如清真寺这样很小却可控的地方，并且逐步深入那里的百姓之中，我就能够获得关于埃及政治走向的大部分真相。
新京报：你认为，用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去进入一个国家，去观察某些城乡的人事变迁，这种“外来者视角”能给予你哪些便利和不便？
何伟：我认为“外来者视角”是一个绝佳的角度。当然，你必须理解这样一些事情——在整个事件中，你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所以你就会想去学习你要研究的这个地方的语言，想花时间去熟悉这个地区的文化、历史和风俗，这样才能继续研究工作。但是，做一个局外人非常有必要，我想这也是成为一个写作者必备的教育课程之一。理想情况是，你的写作课程中应该包含学习一门外语，并且这门外语能够让你离开家乡去往该地，让自己置身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挑战。这么做是为了让你无论在何地，都能成为一个局外人。显然，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已经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美国本土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会让我倍感陌生，我觉得自己比一个生活在本土的公民能感知的事情更多。
比如我的学生们，他们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但其中大部分人正在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有趣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社会底层、或者说是劳动阶级中的一员。
谈中国社会变化
中产阶级不被人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自己
新京报：你说自己喜欢描写变动中的人和物，这12年来，你眼中的中国人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何伟：我感觉，这些年来我所认识的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文化、有自我意识，并且和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他们也变得愈发自信和有思想。人们似乎已经开始懂得对于其他社会和生活方式进行严肃的思考。能达到这个阶段其实并不容易——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且快速变化的社会里感到筋疲力尽，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人们的这些改变还是积极的。
中国人还变得越来越能干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来中国时，人们并不像现在那么值得信赖，社会事务也并不像现在这样运转良好，那时候的人们并不如现在这样努力奋进。
新京报：你在写作中很少涉及城市生活题材（除了那篇《胡同情缘》，但也是着力在市民阶层）。对此你曾说，自己在过去12年里观察到，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流动人口上，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大城市的扩大裂变，当初那些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会成为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你是否觉得，未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城市中产阶级是绕不过去的观察对象？你觉得中国中产阶层这个群体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自己有观察这个人群的欲望吗？
何伟：我很难预测自己将来会写中国的什么事情，这取决于我住在哪儿，什么吸引我。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变化肯定是不远未来的关键问题之一，实际上，我写过的人物里大部分都正走在中产阶级的路上。比如我的学生们，他们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但其中大部分人正在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有趣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社会底层、或者说是劳动阶级中的一员（这些都是真的，因为我对之前的学生做过调查，他们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想，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带来的全新的概念，这也启发我，需要对这个群体做更多研究，他们几乎不被人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