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余华出版小说《第七天》。在《第七天》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在一年多后的今天，余华又为读者带来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那段文字正像这本书的一个注脚，尽管小说和杂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类型，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体现了余华对现实的关注。
新书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生活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余华在写下这些不平衡的时候，自己是否感到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不平衡？对此，余华表示，“一个作家的写作，往往是因为社会的一种不平衡刺激了他的写作，但是他肯定要在作品当中达到叙述的平衡，没有这个平衡，书就乱了，所以是要用平衡的方式表达不平衡。这是一种写作的方式。”
而新书的封底还有如此一句话，“我们都是病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对于这只能相同的体会，寻求治疗的出路在哪儿呢？余华说，出路在脚下，“有这么一句时髦的话，路在脚下。其实写作不是为了寻找出路，而是因为找不着出路才写作，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出路，而且每个人的出路又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完整。”
“对现实社会我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我的写作，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新书中，余华用笔记录下对当下不平衡时代的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节的礼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机；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坦陈，社会的不平衡刺激作家写作，可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余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本书也许不能为读者提供“面目全非的社会”中的出路。 “我没有找到答案，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说小说家应该是社会的速记员，记录下社会的变化。“同一件事，媒体的工作是客观报道新闻，小说家应该提出更多的角度。”
“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除了探讨社会问题外，余华当然谈到了文学与写作，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余华谈道被问过多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在文中，余华从童年目睹很多死刑执行开始写起，余华写道，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被人追杀并且执行死刑。但在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余华却改变了回答。“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囊括了很多较为轻松的随感，如在体育、旅行以及教育孩子时的感想。提起这些，余华很有表达的积极性，现场他回忆起自己和史铁生、莫言、马原、刘震云一起踢球的情景，“1990年的世界杯，我们去辽宁文学院讲课，期间跟史铁生和刘震云，还有莫言、马原一起踢球，因为辽宁队主场，我们势单力薄。最后让铁生当我们的守门员，史铁生（和对手说）你们往我身上踢，一踢我就死。”余华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