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辞】
集法国语言文学博士与职业钢琴家于一身，深厚的艺术修养构成了罗森作为著名音乐著述家和批评家的基础。对音乐艺术如数家珍的熟稔，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知识的广泛涉猎，使得罗森成为西方音乐界和文化界的传奇。他轻松穿梭于18世纪古典音乐的丛林，以开阔的视野描绘了古典风格的全貌，又如庖丁解牛地分析和解说古典音乐的语言。他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作品鞭辟入里的剖析，融入了自己多年音乐实践的感悟和心得，而深厚的人文修养，又使得他的批评洞见独树一帜。
18世纪的古典音乐高峰已巍然耸立且不可逾越。借由罗森这位杰出的攀登者和他经典的《古典风格》，爱好者可以一览无余地接近和欣赏，在音乐中与大师们产生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碰撞。就此，我们致敬《古典风格》！
【答谢辞】
小众的主题，普世性的象征
一本专业精深的音乐西学名著，得到中国知识文化界读书同道的认可和喜爱，并被作为整个艺术类图书的年度代表，作为译者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古典音乐虽然偏于“小众”，但它所体现的品质和象征的价值却带有某种普世性和示范性，而《古典风格》一书则说明、解释并彰显了以维也纳三杰为代表的古典音乐所达到的艺术深度和文化高度。我愿对已在天国的此书原作者查尔斯·罗森先生，对所有的评委老师，以及对所有为此书中译本的翻译、出版和推广做出贡献的同仁们表达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
■ 对话
“《古典风格》对古典乐派的研究有很高的超越性”
新京报：在《古典风格》的序言里你提到，西方学界的共识是，《古典风格》一书是近五十年来在英语世界影响力最大、引用率最高的音乐论著，这本书之所以具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燕迪：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主要因为它是一本充满了个人洞见的论著。这真的是一本金子般的著作，几乎每一页都有洞见。此书写出了一些前人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说原来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但是从来没有这样清晰表述出来的观点。维也纳三杰的作品大家都烂熟于胸，但是《古典风格》提供了更深一步的见解和认识。这么多年来，这本书不仅是古典风格这个时段的权威论著，而且对音乐艺术的诸多本质问题都有深刻的论断和深入的表述，所以奠定了这样的地位。而且，这本书各个章节的学术含量非常平衡，质量很高，因此有这样的地位是实至名归。
新京报：在本书里，罗森主要是针对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大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研究分析，就像序言里所说，在此之前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相关研究和分析，很难再有新颖创见产生。那么罗森的文字能够突破此前诸多成果，并获得好评的原因是什么？
杨燕迪：“维也纳古典乐派”这一术语第一次被提出其实是20世纪初的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而对这一乐派的研究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把古典风格与其之前的巴洛克时期、之后的浪漫主义风格比较，做这样清楚深入的交代，应该说还从来没有过。对这一乐派的音乐语言做这样透彻、全面、专业的论述，而且对这三人的个别作品又进行了如此地道和精辟的评论和分析，罗森确实大大超越了前人。
“罗森是艺术文化领域的通才”
新京报：傅聪先生曾经用“音乐中的钱钟书”来定位罗森，这个定位对中国读者来说会更容易理解罗森在古典音乐研究中的贡献和位置。这个定位是否准确？罗森和钱钟书有什么相似之处？
杨燕迪：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当然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的，尽管这是傅聪先生开玩笑说的，但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都知道钱钟书在中国20世纪文化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他博闻强识，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从这一点来定位罗森是特别合适的。
罗森在西方文化界，就是以他的强大记忆力，和对于各类知识的全盘掌握而闻名。他对不同的知识领域都有精深的了解，知识量大得惊人，涉及广阔的文化历史领域。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法语文学博士，写过不少的法语文学评论，包括针对拉封丹、蒙田、卢梭、萨德侯爵等重要名家论著的专业评论，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而且他知道的音乐不但在脑子里，也在手上，大量的音乐他可以随时在钢琴上弹出来，不用看谱，这在西方文化界一直被传为美谈。
可以说，在文化领域要达到真正的高度，做一个通才是非常重要的，而钱钟书和罗森都是真正最高意义上的文化通才。
新京报：音乐语言和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前者或许更能直击人心，不需要翻译。但是在本书中首先需要罗森从音乐到文字的“翻译”，其次还需要通过你在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这两种翻译里其实都包含着不一样的辛苦，是否可以谈谈这两种不同的“翻译”？
杨燕迪：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用文字把音乐翻译出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常言说“文字终结之处，才是音乐开始之时”。罗森所做的其实不是一种翻译，他对音乐的描述很少用情感术语，这点尤其和我们国内喜欢的那种风花雪月的散文笔法不一样。他在使用玄虚的、不太触及音乐技术肌理的形容词时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所使用的这种非常专业的、分析式的语言却特别生动，懂音乐的人看他的文字会觉得非常到位而准确，绝不是不着边际、隔靴搔痒那样的东西。他在用语言文字如何触及和描述音乐这方面提供了全新的启示，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用中文再去翻译罗森，又是另一层意义的翻译。罗森的英语极其漂亮，和德语的复杂雕琢完全不一样，他的英语还是比较清晰、平白的，但句式很灵活。翻译过程中，我觉得语言本身并不是那么难，但罗森触及了一些很深刻的音乐问题。语言本身很朴实，但涉及的艺术问题很深刻，有的时候我要揣摩很长时间才知道他说的那个音乐问题究竟是什么。此书中论及的有些比较深入的音乐艺术问题的很多方面和范畴，汉语世界的音乐言语系统中似乎还没有触及到。
“这本书对整个艺术研究都有启发意义”
新京报：很多普通读者一提到古典音乐，总是会觉得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但是读你的译本，却感觉你把这种距离感拉近了，我想这也是本次评选艺术类好书《古典风格》胜出的原因。在翻译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到普通的非乐迷的读者？
杨燕迪：这本书确实是主要针对专业音乐家的，因为这本书里充满了乐谱，而且所有的叙述和分析都是直接针对谱面的。如果不懂乐谱的话，阅读是有障碍的。
但是对于中国，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通乐迷水准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巨大的提高，有这么多的琴童从小就有了读谱能力，也有了一大批业余乐迷可以通过这本书提升自己。这本书所提出的艺术问题，就是我们在听音乐、理解音乐时最关心的那些问题——这些音乐好在什么地方，这些杰作的音乐旨趣和具体效应是什么，而达到这些效应的技术手段又是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此书也是针对爱好者的。
新京报：这本书对中国音乐界的音乐观念和音乐意识是不是有更深广的意义？
杨燕迪：这本书尽管是针对古典时期三位大师的断代论述，但是由于它触及到了很深刻的艺术问题，所以不仅仅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音乐，而且实际上对于我们了解西方音乐整体和西方音乐观念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通过阅读此书，你会感觉音乐确实是个大学问，里头不简简单单是表达情感或是作曲家个人的某种感悟。罗森总把作曲家的创作放置到当时的文化和历史文脉中去，同时又能够触及和抓住最关键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评价此书说，“这本书不仅对于音乐研究，而且对整个艺术研究都是一个范例。”这本书尽管是在谈音乐，但是对所有搞艺术研究、想要理解艺术的人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我也希望这本书能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西方音乐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从而对我们自身的音乐建构和音乐文化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记者
姜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