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酲
离开部队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为工作而奔波，为生活而忙碌，没有专门坐下来对部队生活作整理和记录。前几天，几位当年的老战友在“八一节”前专程从广州赶过来看我。一见面第一印象就是大家都已满头银发,一脸沟壑，我们当年的“风华正茂”已不复存。在一起，离不开当年，说着说着话题就聊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在部队。”
我从军队院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驻粤部队。从此，步入了军旅生涯，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流过汗，流过血，有鲜花掌声，有缅怀惋惜……这些过往经历，人生足迹。虽然记不清其中具体细节，可也令人难以忘怀。
从天而降
部队被带到中原地区某地，开始了封闭式的训练。科目主要有跳平台，开始是从离地一米高的水泥平台上往下跳。一班十多个人排着队不停地往下跳，每天固定300次；小腿肿得是原来的两倍粗。三个月后，平台高度升到一米半。又过了三个月，平台升至两米。再就是在两腿上绑着沙袋或者砖头，从高处向下跳。十个月后，小腿不肿了，硬得如同铁棍一般。教官告诉我们，从近千米的高空往下跳伞，接触地面的瞬间，双腿承受地面的反冲力是体重的八倍。当时我们体重约110斤，携带的武器装备约40斤左右。加上体重每人的实际重量约在150斤，人承受八倍的反冲力时所受到的袭击程度可想而知。如果落地时往前爬，则有可能腿骨折；向后仰，尾骨着地，则会造成脊椎受损，导致瘫痪。因此着地时最好是双脚稳稳站立则最安全，这需要多大的脚力？只能靠苦练。在训练拼刺刀的科目时，那些教官又狠又准，刀刀都瞄准要害部位刺，即使是穿着护具和用的是练习刺刀，浑身也都被刺成血疱。教官告诉我们，真打仗时，从空中降落到“敌”后，人多半都是处于分散状态，只能靠单兵作战。因此，平时多吃苦，战时则会少伤亡。在练习搏斗科目时，更是硬对硬，受伤司空见惯。
我们从空中近千米的飞机上跳下来，如果不出意外，伞会自动弹开，然后以每秒四米的速度匀速下降。下降中可自由驾驭自己的伞，奔向规定的着陆点；要是伞弹不开，就相当于人在空中作自由落体运动，十几秒后人就会摔在地面上。几乎是所有的士兵都能安全着地，发生意外的只是个别。着地时落在树枝上，摔伤腿的现象，有时也会发生。
祖国召唤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从睡梦中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让我通知张广志，李卫国两名老兵。让他们打好背包，带好武器装备，三十分钟后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出发前将本人剩余的其它物品包裹好，写上详细的家庭地址，交父亲收，或者母亲收。所谓其它物品也就是一些旧衣服、旧鞋子。当时有的兵种士兵服役期为四年，前三年每月发津贴费分别为六元、七元和八元，第四年每月津贴费十元。除去买日用品外，所剩无几。
一个月后，即三月中旬，李卫国按时返回了部队。后来我才知道，他出发前就已患有黄胆肝炎。由于中越战场上的艰苦环境，导致他的病情加重。回来后送他到广州大医院医治，转了几次大医院，结论都为肝腹水，为不治之症，医院都认为无法将他治愈。由于李卫国在战场上荣立了战功，部队应重用他。于是放他一年假，让他设法自己诊治，所有费用由部队报销。他回家乡后，找了一些民间医生，用偏方治疗，加上合理调养，肝腹水竟奇迹般地治愈了。后来将他转为志愿兵，在部队工作了十五年，回地方后给他分配了工作。
张广志牺牲在中越战场上，我们把他出发前遗留的包裹寄给了他的家人……
教导员
上级给我派来了一名政工干部——教导员，湖南籍，叫郭文兵。我俩是平级干部。郭教导员比我年轻几岁。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我比较注意观察他。他给人的印象是为人低调，谦虚得够可以的。他爱兵如子，一有空就扎到兵们的堆里，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战士们视他为老朋友，有什么心事，家里有什么困难，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这个人从小爱看书，尤其对专业内的技术问题爱琢磨，就是对部队里每天的出操和基础的射击、投弹训练不上心，来不了兴趣。他未来时，每天的出操，每年的例行射击、投弹训练，我都是指派副职或者下级军事主官代劳。
每个季度，大部队会操一次，指定由军事主官指挥。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参加，所有的规定科目都完成得很好，只是在向大部队靠拢时，口令出了一点小偏差，使得整个出操不完满：按我们队伍当时所处的位置，一个“向左转，向左看齐！”就可以与大部队融为一体。但是，按平时的惯性我下了一个“向右转”的口令，将队伍背向了大部队。尽管当时临场应变，一个“向后转”的口号，也将队伍融入了大部队。事后分析，尽管结果一样，但毕竟不符合标准口令。
从那次以后，我对指挥部队出操觉得乏味。郭教导员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你要是工作忙，这每天带队出操的事，就交给我负责吧！”我巴不得，却顺水推舟地说：“这怎么好意思”。郭教导员为我省去了许多麻烦，节约了不少时间。
每年一次的例行射击、投弹训练的指挥，郭教导员也主动承担了。有一次新兵训练投手榴弹时，第一轮投木柄手榴弹时，全部安全顺利。因为将木柄上的盖旋开后，扔出去到爆炸，大约需要3秒钟的时间，新兵们不害怕。第二轮投菠萝弹时，还是出了点事。该弹上面有个弹簧片，手指紧握弹簧片，手一松就爆炸，零时间差。新兵很心怵这个特点，其中有一个新兵刚将菠萝弹举起来正往掩体外投出时，不幸将菠萝弹掉在了自己的脚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教导员迅速将他按在了自己的身子底下，用身体护住了新兵，顺手将该弹掷出掩体外。新兵安全无恙，郭教导员的右小腿却被一块爆炸后的碎弹片击中，流血不止，昏迷过去。伤好后到他离开我们，那块伤疤都没有消失。
我们在一起共事五年，彼此成了老搭档。郭教导员升任副政委后，我们才分开。
北京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所在的部队分来了十多个北京兵，年龄都在十六七岁左右。他们活泼、青春、好学。他们虽然来自京城，但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娇气。其中有一个叫王京曙的兵，特别勤奋，好钻研。
那时部队承担了一项探测大气成份的任务，每天三次定时施放直径两米宽的高空气球，气球底部悬挂着无线电探空仪，通过雷达接收信号，测量大气中各项成份的数据。京曙一有空就研究雷达、探空仪。他无师自通，竟然达到了会修理的程度。以致机器一旦发生故障，他都能迅速排除。
气球用氢气冲灌，每天的用气量都在十瓶以上。所有的氢气都是战士们自己配制，其中经常参加的就是王京曙。我已经记不太清，好像是用氢氧化纳加锡铁粉，通过化学反应制出氢气。一直以来都是用无缝钢瓶盛气。后来有人提出“节约用钢”，改用环氧树脂材料生产氢气瓶。这批产品据说在其它地方使用时也发出过事故，但一直以来未明令禁止使用。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时，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不一会儿就有人电话报告：“氢气室出事了！”我赶到那儿一看，王京曙已经躺在了地下，眼睛、鼻孔、耳朵等处有少许出血。等救护车到达时，我在一名战士的协助下，亲手将他抱上车。
当晚，医院来电话告知，王京曙由于受到气体猛烈冲击，内脏皆已破裂，在来医院的途中就已停止了呼吸。那一天，他才刚刚过完十六岁的生日。他父母就他一个儿子。他们从北京赶过来，母亲一见到宝贝儿子，当场昏迷……后来部队追记他三等功和追认他为烈士。
信宜籍战友
那一年，部队分到了三名广东士兵，是我去迎接他们的。通过交谈，知道他们来自粤西信宜。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温和，待人礼貌，从不与别人发生争吵。他们三人中有一个文化水平高一些，高中毕业。两年后我让他当了干部。他在部队工作近二十年，转业后分配到信宜政府部门任公务员，前两年退休的。另两人各有特长，一个懂电工，会维修，从事通讯工作；一个会烹饪，做饭好吃，炒得一手好菜，负责厨房工作。两人后来都留在了部队，转为了志愿兵。工作满十五年后，回到了信宜，分配到了事业单位，后来又从事个体工作……
高校研修
在部队工作了十多年后的我，被部队送到了中山大学研修。和我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名军人，一名海军干部来自东海舰队，一名陆军干部来自军队的科研单位。我是以空军干部的身份被选送的。
我们都带有专门的课题任务研修，与来自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一起从事研究。通过六个月的奋战，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返回了各自的部队。
其间，我除了从事专题研究之外，还选修了英语。教我们的是李教授，听说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美高级代表团谈判签订停战协议时，担任首席翻译。他教得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从那时开始启蒙，通过不懈努力，直到可以看懂基础的专业英语，在高级职称英语考试中发挥了作用。
军人的节日
每年的“八一节”，我们全都生龙活虎。国家发给的加餐费，平时节约下来的伙食费，全都用于到这一天的欢庆中。干部、战士们开怀畅饮，尽情欢乐。每当此时，大家也忘不了跟我碰上一杯。每年的这一天，我多半是直到躺在桌子底下为止，也不知道是谁把我弄到在军营的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