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读者都知道毛泽东晚年读新印大字本线装书的事。但对毛泽东晚年读书为什么要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读了哪些新印的大字线装书，毛泽东读的重新排印的大字本线装书是在哪些地方印制的、用的是什么纸张材料、字体字号是怎样的等等有关的具体情况，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毛泽东晚年要读的书，为什么都要把它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呢？
在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之后不久，一场大病险些夺走了毛主席的生命。从此，无情的病魔就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身躯。在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视力严重减退、健康状况愈来愈不好，但他老人家仍天天手不释卷。然而，随着视力的减退，小字本的书刊他已经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起初，他老人家看小字本的书刊时，还借助放大镜。那时候，笔者作为毛主席晚年的图书管理员，常常看到，他老人家一手拿书，一手拿放大镜坐在沙发上或坐在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看书。每看到这种情形，我和工作人员们心里都深感不安，因为这对他的健康是很不利的。后来，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凡是他要看的书，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与国家出版局联系，重新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些新印的大字线装本书，除供毛泽东本人阅读外，有不少我们还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分送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的老同志阅读。毛泽东晚年读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始的。它是毛主席健康状况变差时的一种独特需求。
为什么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呢？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毛泽东习惯看线装书。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他老人家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书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游泳池住地(包括会客厅、办公室、卧室等处)存放的图书，大部分也都是古籍线装本。保存下来的，他老人家曾圈划、批注过的书籍，大部分也都是线装本。从他老人家读书的习惯上来说，无疑是线装本更为喜爱。二是他晚年看书特别是从1971年那场大病之后，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或者是半躺半坐在床上，有时还半躺半坐在沙发上看书。线装本用的都是专门工艺生产的宣纸，一册一册都比较轻，还可以卷起来看，这种式样看起来比较方便。所以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符合他实际需要的。
开始，我们要把毛主席要读的平装小字本的图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他老人家还有些不太同意。他对我们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我们理解，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如果从他和一些老同志当时读书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说，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为合适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提出高中级干部要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要求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使书本减轻重量，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大字本”。1965年，他老人家又提出“印大字本”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二月初，他老人家要读《近代逻辑史》一书，管理图书的同志找出送给他的《近代逻辑史》是大32开平装本。2月13日，他老人家亲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道：“田家英同志：此书印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毛泽东2月13日”。后来，经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同意，我们与国家出版局联系。国家出版局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和其他年老的同志的读书需要，考虑到一些重要著作的长久保存和供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馈赠外宾，他们觉得可以印些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秘书徐业夫将此情况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印大字本的费用就从我的稿费中支付吧。”
毛泽东晚年要看的书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开始都是用一号长仿宋字体。由一般的五号、六号宋体字的书刊重新排成一号长仿宋字，看起来当然清楚多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眼渐渐对一号长仿宋字也看得不太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出版局、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商量，将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体又改用36磅长宋字体。这种字每字高12毫米，宽8毫米。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每面排10行，每行排21个字，每面排满为210个字；改用36磅长宋体字之后，每面减少成8行，每行减少成14个字，每面排满一共是112个字。因为是长宋字体，字又比较大，疏密较为适度，所以显得很醒目，他看后很感满意。1974年9月11日，他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体。”以后，直到他老人家逝世时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书，用的都是36磅长宋字体。
字体的改变，给国家出版局、出版社和印刷厂也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麻烦。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体，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的许多印刷厂都可以排印，改用36磅长宋字体，问题就多了。出版局的同志说，这种字体一般都是用来排书刊标题的，因此，各家印刷厂当时这种字模都很少。北京新华印刷厂是当时全国一流的印刷厂，据说这种字体的字他们当时也没有多少，其他各地的印刷厂也就更少了。为了满足毛主席的阅读需要，国家出版局临时从全国各地请来几十名刻字师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刻制了4副36磅长宋字体的字模。据出版局的同志说，这4副字模，当时北京存两副，上海、天津各存一副。
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南海机关里工作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见到我时，他们常很有兴趣地问我：“毛主席晚年爱读什么书”？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晚年的读书内容曾有一些传说。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读二十四史；也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读闲书，甚至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看小人书；也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光看中国古典小说，甚至说光看《金瓶梅》，等等。笔者在这里着重说一说，毛泽东晚年读新印的大字线装书的情况。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所读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如果从1972年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算起，那么到1976年8月底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容斋随笔》为止，他老人家阅读过的、有的还作过一些圈划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书，据笔者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就有129种(部)。
毛泽东晚年阅读过的129种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从内容上来说，有《政治经济学》(苏列昂节夫著)、《盐铁论读本》(郭沫若校订)、《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政治、经济理论读物，也有《简明中国哲学史》(杨荣国主编)、《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中外古今哲学、军事方面的读物；有《古代社会》(美国摩尔根著)、《世界通史》、《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等中外历史读物，也有《王安石》(邓广铭著)、《拿破仑传》(苏联叶弗·塔尔列著)、《我在十六岁以前》(马叙伦著)等中外古今人物传记；在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北大中文系57级编)等中国文学史著作，《鲁迅全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小说，《唐宋名家词选》、《唐诗三百首详析》、《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集》、《曲选》、《李贺诗集》、《随园诗话》等中国诗词曲读物，《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新笑林一千种》、《幽默笑话集》、《哈哈笑》等民间通俗文学读物，也有《一千零一夜》等外国文学读物；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著)、《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杨振宁著)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及《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还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军事文选》和《毛主席诗词》等毛泽东本人的著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阅读过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其来源主要有这样几部分：一部分是他本人将他要读的小字本的书直接交我们，由我们与有关方面联系重新印制的。例如：《历代笑话选》、《笑林广记》、《哈哈笑》、《新笑林一千种》、《笑话三千》等和《唐宋名家词选》、《随园诗话》。《读(随园诗话)札记》《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文学方面的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有关出版社出版的书，是江青、姚文元等人要印送主席参阅的。在这一部分当中，大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将要印送主席参阅的报刊文章或书直接批给中央办公厅，然后由我们联系印制再送主席。例如，1976年8月12日《光明日报》第8版登载的湖北省化工厂工人理论组、华中师院京东分院政史系的文章《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阶级变动》、1976年8月25日《光明日报》第4版登载的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曾田涉回忆鲁迅》，这两篇文章都是江青于1976年8月25日要中央办公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的。又如，1974年《红旗》杂志第6期刊登的梁效的文章《论商鞅》和燕枫的文章《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197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登载的廖钟闻的文章《尊儒反法的〈辨奸论〉》、1974年6月11日《北京日报》第2版登载的北京医学院郑教文的文章《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1974年6月14日《解放军报》第2版登载的庆思的文章《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1974年6月14日《光明日报》第2版登载的陕西师范大学师之的文章《论商鞅的历史功绩》等，这些文章也都是江青要中央办公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的。一种是由当时她们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工作班子，按照她们的旨意直接与有关方面联系印制后送到中央办公厅，然后由我们转送主席。这种情况印制送主席的，大部分都是影印本，如《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王文公文集》(宋王安石著)等，还有毛泽东曾阅读和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这七种，都是据原书放大1倍影印的。也有是用1号长仿宋字或36磅长宋体字重新排印的，如《老子较诂》、《柳河东集》、《曹操集》、《屈原离骚今译》、《史纲评要》、《商君书注释》、《韩非子》、《重增幼学故事琼林》、《訄书》、《初谭集》、《史通通释》、《盐铁论读本》、《简明中国哲学史》等等。还有一部分古籍线装书是当时中央决定影印出版的。1973年4月10日，国务院出版口送给中央办公厅的一批《影印书籍目录》中一共开列了以下14种：
《骆宾王文集》、《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词综》、《原本石头记》(亦名《戚廖生序本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昭明文选》、《忠义水浒传》(亦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儒林外史》、《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1974年5月25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给中央办公厅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报告中写道：“去年一月底，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出版一批影印古籍线装书，四月初我们将这批书目报送中央办公厅时，由于工作上的疏忽，书目中漏抄了《遏云阁曲谱》一书，此书已于今年二月出版，特再补报。”这批影印出版的古籍线装书，除分送给主席的之外，还分送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毛泽东晚年阅读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大致就是来源于以上所说的这三个方面。
还需要说明的是，前面说的毛泽东在最后五年的时间里，先后读了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就读过这129种线装书。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老人家身边还一直放着许多其它古旧线装书和多种大字本书刊。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和《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梦溪笔谈》和《续古文辞类纂》等古文辞赋，《古今图书集成》和《太平广记》等类书和丛书，还有古诗词曲及评论、人物传记、语言文学等许多的经、史、子、集类的中国古籍。从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到会客厅里的书架上，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在他老人家晚年日常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几乎到处都摆放着他老人家已经阅读过和正在阅读的数千种大字线装书。这些书籍，他老人家只要有时间，随手拿起来就读。有些书，到底翻阅过多少次，连他老人家自己也是难以说清楚的。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就如同是书籍的海洋，这129种新印大字本线装书和其它数千种的古籍图书，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虽然仅是毛泽东最后五年读书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藏书中的一滴，然而，它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却铸成了深深的印记。它是研究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为晚年的毛泽东联系印制大字本线装书，是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起初，我们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资料，天天接触的主要就是书。从为他老人家查找图书、借阅图书，到为他老人家购买图书、保管图书，每天的主要服务工作就是围绕书在图书馆、毛主席书库、书店里跑来跑去。为了做好为他老人家的服务工作，我们当时也曾下了许多的功夫，学习钻研有关图书的分类、图书的保管和使用等知识，熟悉毛主席书房的存书情况。可以说，主席的存书和主席阅读、批划过的书我们都非常用心地一册一册翻阅过。有的我们曾先后翻阅过许多遍。特别是主席常看的和爱看的一些书，放在什么地方，有几种不同版本等，当时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工作的实践，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各类各种图书。因此，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图书的保存和使用有了点入门。
自从为毛主席联系印制大字线装书开始，我们的工作任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日常工作的联系范围来说，在这之前，我们主要是与图书馆、书店等方面打交道，而联系印制大字线装书，主要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有关的出版社、印刷厂等打交道。过去，主席要看什么书，或者要查找什么书，告诉我们之后，找到给他老人家送去就完事了。现在，他老人家要看什么书，找到之后，如果是小字本的，就要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系印大字线装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原书的类别安排到有关的出版社和印刷厂，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还要与出版社、印刷厂甚至各个生产车间联系。那时候联系印制一部书，几乎每次我们都要在中南海、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出版社、印刷厂之间往返许多趟。联系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也因此结识了出版、印刷行业的一些同志，为我们后来的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方便。从工作的主要内容上来说，过去，我们每天做的工作主要是查书、找书、借书、还书、购书、管书等等，现在，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联系印大字线装本。印出之后，除送主席的之外，还要按主席的指示妥善包装好之后分送给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的同志。说到联系印大字线装书，这是我当时很为生疏的工作。书，我们是天天见的，也是天天读的。但是，书是怎样印制出来的，特别是大字线装书是怎样印制出来的，也就是说对书刊生产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工作情况等等，当时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很少。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既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也没有到过印刷厂看过书刊的排字、制版和印刷。一本书，从发稿到成书中间要经过那么多的程序和环节，特别是要经过那么多人的手，这是我们当时都不清楚的。因为要天天跑印刷厂，所以也有机会了解印刷厂各车间生产的情况。对字体、字号、排字、制版、上版、印刷、校对、清样、付印、装订等有关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如果说，后来我们对出版印刷行业的工作情况有点了解的话，那么，与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随着工作内容的变化，我们当时每天的工作量也都显著地增加了。因为当时联系印的大字线装书，许多都是主席等着看的。所以，差不多每次他老人家都要求我们：“快些印，印好一册送一册。”大家知道，一部平装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往往要装订成几个分册、十几个分册，甚至几十个分册。因为他老人家等着看，印刷厂印装好一册，我们就去取回一册。如果印成几十册，印一部书，我们就要往返印刷厂几十趟。为保证毛主席尽快看到书，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志几乎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段小小的经历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