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1928—1999）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农民家庭。从小酷爱文学，受古典名著熏陶。中学时代因经济原因曾三次中断学业。1947年高中毕业，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1] 。1949年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新华日报》文艺副刊任编辑。1951年发表小说《收田财》，接受文学家直接指导的创作训练。1953年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撰写锡剧剧本《走上新路》（与叶至诚合作）并获奖。1954年，以新的婚姻法为背景的小说《解约》（《文艺月报》1954年2期）引起文坛注意。1957年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江苏青年文艺工作者发起“探索者”文学社团，起草《“探索者”文学月刊启事》。同年6月发表了把宣言具体化的探索小说《不幸》，受到批判，被划成右派，遣送武进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又重新创作，“文革”期间在农村劳动。
1979年平反，重归文坛。任中国作协理事、江苏作协分会副主席。1980年发表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因塑造了陈奂生这一继阿Q之后的典型农民形象而获得高度评价。他的主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有小说集《79小说集》、《高晓声1980年短篇小说集》、《高晓声1981年短篇小说集》、《高晓声1982年短篇小说集》、《高晓声1983年小说集》、《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等，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散文集《生活的交流》等，文艺论集《创作谈》、《生活、思考、创作》等。其中《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分获1979、1980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多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其创作多取材于苏南农村生活，“陈奂生系列”小说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变革对普通农民命运的深刻影响，剖析了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但仍有政策主导情节的倾向。另一类小说《鱼钓》、《钱包》等则以讽喻、象征的手法体味深刻的人生哲理。晚近以散文创作为主。
1957年6月，因参与筹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同年12月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遭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处理回原籍武进农村老家。“文革” 中又受冲击和审查。直到1979年4月，彻底甄别、平反，并于11月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组重新从事文学创作。高晓声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和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组组长，是江苏最早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作家之一。
1999年7月6日晨6时30分，高晓声因患肺性脑病在无锡逝世，享年71岁。
1．1950年创作第一篇短篇小说《收四财》，发表在文汇报“年会”上。
2．1951年华东新华书店出版我的诗集《王善人》。
3．1953年《文艺月报》发表我的短篇小说《解放》。
4．1954年演出我同叶至诚合作的歌剧《走上新路》。1955年出版（通俗出版社）。
5．1957年屈打成右派。
6．1978年冬开始重新握管。
7．1979年3月重返文坛。
8．1979年7月《雨花》发表我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在这以前，5月由《钟山》发表我的小说《“漏斗户”主》。
9．1980年《人民文学》发表《陈奂生上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七九小说集》。
10．1981年和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1980年和1981年小说集。
11．1983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1982年小说集。
1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1984、1985年出版了我的1983、1984年小说集。
13．我的1985小说集如期完成，但短篇的销售普遍滑坡，一时竟找不到肯为我出版的单位，一直拖到1988年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时间拖长了，不得不将书名改为《觅》。不能再按年出版。从此开始，我的创作情绪低落。
14．转写长篇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91和1992年先后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和《陈奂生上城出国记》。
15．在这期间还写了一些短篇，1993年由华艺出版社出了我的短篇集《新娘没有来》。
16．1992年之后，因身体关系，转入散文创作，连同过去的零星小文，先后出版了《生活的交流》、《生活、思考、创作》、《钱往哪儿跑》、《寻觅清白》等散文、杂文集。
作品集结：
《王善人》（诗歌集）1951，华东新华书店
《解约》（短篇小说集）1955，江苏人民
《走上新路》（剧本）1955，江苏人民
《小青龙》（短篇小说集）1956，江苏人民
《李顺大造屋》（短篇小说集）1979，江苏人民
《七九小说集》（短篇小说集）1980，江苏人民
《高晓声一九八○年小说集》1981，人文
《陈奂生上城》（短篇小说集）1981，甘肃人民；1982，福建人民
《水东流》（短篇小说集）1981，四川人民
《创作谈》（创作经验）1981，花城
《高晓声1981年小说集》 1982，人文
《陈奂生》（短篇小说集）1983，花城
《高晓声1982年小说集》 1983，四川人民
《高晓声小说选》 1983，人文
《高晓声1983年小说集》1984，文联
《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 1985，文联
《生活·思考·创作》（理论）1986，上海文艺
《高晓声代表作》1987，黄河
《钱包》（短篇小说集）1987，香港香江出版社
《觅》（1985年小说集）1988，江苏文艺
《青天在上》（长篇小说）1988，上海文艺
作品赏析：
《摆渡》
有四个人到了渡口，要到彼岸去。这四个人，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大力士，一个是有权的，一个是作家。他们都要求渡河。
摆渡人说：「你们每一个人，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有钱人给了点钱，上了船。大力士举举拳头说：「你吃得消这个吗？」也上了船。有权的人说：「你摆我过河以后，就别干这苦活了，跟我去做一点干净省力的事儿吧。」摆渡人听了高兴，扶他上了船。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作家说：「我最宝贵的，就是写作。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我唱个歌儿给你听听吧。」摆渡人说：「歌儿我也会唱，谁要听你的！你如果实在没有甚么，唱一个也可以。唱得好，就让你过去。」作家就唱了一个。摆渡人听了，摇摇头说：「你唱的算甚么，还没有他（指有权的）说的好听。」说罢，不让作家上船，篙子一点，船就离了岸。
这时天色已浓，作家又饿又冷，想着对岸家中，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米烧夜饭吃，他一阵心酸，不禁仰天叹道：「我平生没有作过孽，为甚么就没有路走了呢？」摆渡人一听，又把船靠岸，说：「你这一声叹，比刚才唱的好听，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宝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
作家过了河。心里哈哈笑。他觉得摆渡人说得真好，作家没有真情实意，是应该无路可走的。
到了第二天，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没有人摆渡了，那怎么行呢？于是他就自动去做摆渡人。从此改了行。
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待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过了一阵之后，作家又觉得自己并未改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简析：这是当代著名作家高晓声为《七九小说集》写的前言。“摆渡人”通过渡船把人渡到彼岸，作家“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用“真情实意”感染读者，引导人们净化心灵，走向精神升华的彼岸。这巧妙的构思把艰深的文学创作理论故事化、通俗化，作者关于创作的真知灼见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寓于耐人寻味的情节中，做到了理趣与谐趣的统一。
（一） 文章中出现了几个人物，他们可以归为几类？这三组人物形象各自有哪些特征？①第一类人是世俗力量的象征。②作家虽不具世俗力量，但也自有其超世俗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来自于具有“真情实意”的作品。③摆渡者既掌握着渡河的权利，又是权衡四个人的评判者，他一方面是世俗力量的认同者，又是作家“真情实意”的“哀叹”的欣赏者，应该说，他是一个普通群众的代表。
（二） 摆渡人认为作家的“唱”不如“叹”好听，你是怎样理解这个情节的？“唱”意味着只求轻松欢快，让人欢娱，并没有真正反映现实生活和真情实感。“叹”饱含人世间的悲苦、人生的辛酸。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应该充满“真情实意”。
（三）作家自动去做摆渡人这个情节，应该怎样理解？参考：作家并不是真的改行，而是借此说明：“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并且作为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作家还肩负着把人的灵魂指引到健康、高尚、文明的彼岸去的责任
（四）讨论“彼岸”的含义。①“彼岸”的本意是佛教用语，指超脱生死的境界，后来多用来指代抽象化的、与世俗对立的精神世界。②文章的开始句和结尾句都用了“彼岸”这个词，但它们的含义却是迥然有别的。开始处的“彼岸”就是简单地指实实在在的“河对岸”，对岸有家、有妻儿、有买米烧夜饭的现实生活。而结尾处的“彼岸”却是指超越了现实世俗的，“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的，以“真情实意”作为人类交往原则的纯洁的精神世界。“作家”要把人渡到“彼岸”去，这个“彼岸’倒底指什么呢？①理想的彼岸：没有苦难，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战争，没有贫穷，人人平等，和睦相处，就像许多先哲圣贤幻想和向往的“大同”之国。如“乌托邦”、“世外桃源”等。②精神的彼岸：俗世间的人们困于物欲，像另外三个渡人，“有钱的”可以直接用金钱买到一切；“大力士”有力量，可以用暴力得到物质享受；“有权的”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只有作家还没有沉溺于物欲横流之中，还保持精神的自由和独立。作家心中的彼岸就是人类崇高的精神世界。③智慧的彼岸：人们常说文学是人生社会的百科全书。文学名著包含着人类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多种情感形式，可以供人们借鉴，丰富人们的人生阅历和知识。而其中包含着的进步的文化哲学思想，更能使人们树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七九》
“作家没有真情实意，是应该无路可走的。”“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享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这是高晓声在《七九小说集》的代前言《摆渡》中说的一段话。 读完小说集，觉得高晓声没有欺蒙读者，十一篇小说各有千秋，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艺术成就也有高有低，但从作者“以真情实意享读者”这一根本立足点来看，高晓声是言行一致的。
《七九小说集》选辑了高晓声一九七九年在《雨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等几个刊物上陆续发表的十一个短篇，共计约十五万字。书一出版，在文坛颇为轰动，已经很有一些扎实的评论。论者多谓，这是写中国农村在十年动乱之后的情况的不可多得的力作。
读小说受感动以后，读者总希望知道一些作者的情况。关于高晓声，他的五十年岁月本身就是一篇动人的小说。《七九小说集》中的李顺大、陈奂生、李稼夫等人的遭遇，都与高晓声自己的经历分不开的。有一些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的思想可以说是高晓声的“夫子自道”。
高晓声江苏武进县乡下人。父亲是个中学教员，但家境很贫困。高晓声上中学读书时，学费交不起，伙食费没钱交，住宿费也交不出，有个时候，连衣服也是向同学们借的。他的能上中学，全靠学校里有几个老师是他父亲的朋友，在他们照顾之下，高晓声才能上中学。用高晓声自己的话来说：“是混进去的”。但高晓声学习可不是混的，很下苦功。他的作文在全班同学中是拔尖的。高晓声真正开始写作是在一九四九年苏南解放以后。他开始投稿给《苏南日报》，这个报社的文艺副刊主编章品镇同志发现了这枝泥土里冒出的新苗，发现高晓声“他的文学语言全象在说话，顺溜溜淌出来却又粘又糯，很有咬嚼，吸引着读者非看完不可。”直至三十年后，高晓声的作品还保持着这个特点。接着高晓声就结束了学生时期，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了。开始在无锡苏南新闻专校学习，后来参加苏南文联、江苏文联工作。他当时写的小说《解约》与《不幸》，就得到读者的好评。
可是好景不长，不幸来临了，一九五七年，高晓声与方之、叶至诚、陆文夫、陈椿年等几位在文学创作上初露才华的青年被一阵扩大化的狂风卷进了灾难。
一九五八年，高晓声回到了家乡武进县农村。这次真是“回乡更断肠”，高晓声是独子，父母和他三口人，前几年他为了专心搞创作，二十八岁还没有结婚，当时那种情况下，谁肯嫁给他。乡里人闲言杂语不少，说什么“高家要灭门绝户了”。高晓声听了，真是气坏了。有个农村妇女名叫钱素贞，竟然不嫌高晓声的穷愁潦倒，也不怕高晓声头上还戴着的千斤铁帽，就毅然地和他结了婚。一起度过了二十年艰难岁月。高晓声笔下李顺大、陈奂生的困境，高晓声是亲身经历过的。不久前，高晓声自己对他的好友说：“在一九六○年有三个月，我一天只吃四两糠。”但三年困难，十年浩劫，梦魇似的岁月终于过去了。高晓声全家三代同堂七口人，父母俩老，高晓声和他的爱妻钱素贞，三个孩子。自从《李顺大造屋》得奖，高晓声又被选为江苏省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省的劳模大会。一九七八年夫妻俩人双双到南京，当时方之还活着，在叶至诚家中，方之见了钱素贞，他双脚立正，深深地向钱素贞鞠了一躬，说：“谢谢您，辛苦您了！”我想钱素贞同志是当得起这一鞠躬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心酸往事也不必多说了。再说一点高晓声最近的心情吧！高晓声说：“我现在是乐观的人，是乐观派。我乐观，有四点：一、我能活到今天，就值得乐观。二、从‘四人帮’的粉碎，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四人帮’从某种意义上讲好得很，它帮助我们认识了许多问题，而且可以公开讲出来。三、我国经过这么多年折腾，极左思潮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了，也没有什么精神力量了。四、我们多看看人民的生活，这几年来，人民是高兴的，我们也就应该高兴了。”
那末，《七九小说集》以后，高晓声创作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几乎每个月都能见到他的新作。只要看《七九小说集》这个怪书名就可推想了，大概高晓声是有决心准备再出“八○集”“八一集”……，直到为人民的文艺大业鞠躬尽瘁的那天。高晓声动过手术，肺少了一叶，身体很弱。
文学影响：
高晓声擅长描写农村生活，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练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在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 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上城”为其生活带来转机，“包产”使他找到归宿，“出国”则标志着他走向成熟。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被视为是农村题材反思、改革小说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谈等专集和选集30部。部分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种文字有专集。
王启凡、宿丰等研究者认为，高晓声的乡土小说切入民族文化、人性的核心，对建国后党的农村政策、农民的生活道路重新审视，阐述了农民曲折命运的根源，在不断的深思中体会高晓声特有的自觉的文学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高晓声以陈奂生形象为主，沿着时间的河流前行，写出了“上城”、“包产”、“出国”等一系列故事，这种“系列”小说作为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谢海泉在《高晓声系列小说艺术探略》中分析了这种“系列”小说的特点及其美学风貌，他认为“跟着这个人走一个长时期”暗合着对人的个性发展的长时间的过程。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人物性格的‘认识论’，同时也充实了表现性格的‘艺术’”，“作品所体现出的‘结构美’，不单是在某一个单篇之内，更重要的是在各个单篇之间，在‘篇意前后摩荡’的艺术整体中，他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算术之和”。高晓声的语言风格具有独特的韵味。
那些立足乡土，在民间味道十足里有些许的辛酸和幽默富有别样的意蕴。一些研究者从小说本体艺术角度进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讨，如浩岭《时代精神与个性心理—高晓声农村小说艺术浅论》。钱中文先生则提出的“高晓声文体”。钱中文认为高晓声的文章使用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江南土话。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域色彩，生机盎然，并提出“细节小说”的概念。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就高晓声小说中通过大词小用等方法而实现的富于幽默感的语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涉猎了高晓声小说中的第三人称的叙事风格，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使用直接呈现的方式等。如范准《论高晓声小说的幽默风格》、刘立波《论高晓声的幽默艺术》、朱青《高晓声的语调—读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这些对语言与创作手法的研究和把握切脉较准，对于高晓声的语言风格与创作手法进行的梳理还是比较到位的。
